江青与唐纳结婚两月便争吵打架 后与其他男人同居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全文公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以如山铁证,控诉了林…[详细]

核心提示:秦桂贞见证了蓝苹与唐纳结婚。婚后才两个月后就争吵打架。秦桂贞住三楼亭子间,和蓝苹住房上下只隔一层楼板,常常半夜里下来给他们劝架调解。唐纳曾两次与蓝苹争吵自杀未遂。唐纳出走后,蓝苹又与一个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本文摘自:《今晚报》2012年3月23日第32版,作者:春雨,原题:《使江青胆战心惊的几封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北京军区空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逐级向下级传达林彪反党叛国罪行。在向所属师一级领导干部传达时,驻天津的空军高炮2师政委张彪主动找领导谈话,说他1966年到1968年在上海空4军任文化处处长时,受江腾蛟、吴法宪的指使,秘密地干过几件事,抄过文艺界赵丹等人的家,帮助吴法宪找过作家协会主席峻青(笔名,原名孙俊卿)等。当时江、吴要求要绝对保密,作为军人参与这些秘密活动实属反常。自己不知是功是过,现在如实向党组织交代,请组织定论。北空首长一听事关重大,立即通知保卫部组织个专案组审查此事。当时笔者和另外几个同志被抽调来,在招待所安排房间,要张彪详细说清此事,并要其交代在天津与林立果一伙的来往情况。

然后将所有交代材料抄报北京军区。张彪交代的案情除了涉及吴法宪、江腾蛟、林立果等人外,还有江青。当时江青大红大紫、权势正炽,所以一时不好结论。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彪的问题才作出结论。1977年中央专案组清理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人员时,发现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峻青在押。问其为什么被关押,峻青说他也说不清。只知道当初是上海空4军的张彪找的他,吴法宪和他谈的话,第二天就被飞机弄到北京,关到这个监狱。从来没有人来提审。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在这个7平方米的单间里稀里糊涂地熬过了10个年头。在1977年春天某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到张彪专案组,要张彪写个帮吴法宪找峻青谈话的经过。当时是笔者接待的,中央专案组还和我们交流了案情。 1978年张彪问题结案,笔者离开了北空保卫部到别的部队。1980年笔者到上海出差,办完事后去登门拜访峻青老师,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笔者说明身份后,峻青非常热情地予以接待。当晚,他和老伴陪笔者一直聊到9点半。当笔者与他将所知、所闻摆到一起对接后,他把大腿一拍:“啊!是这么一回事!”经过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很多事情被揭露。江青掩盖自己丑恶历史、迫害无辜人员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一是1954年春,江青在杭州疗养时,突然收到一封由上海寄往杭州并转给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华东文委”的字样,但没有署名。信中大意是: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等。这个写信人是谁呢?二是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浪迹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事,比如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密切交往。还有她写给从前的老友郑君里的几封信等。尤其是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愤激之下,江青写信求助于30年代的好友郑君里帮助打探唐纳下落。三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个部门都出现造反派,有一则透露出来的“小道消息”:50年代初,有人给党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匿名信,说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希望党组织认真审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当时,中组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派几位资深的处长秘密调查过江青的事。

看来不光是30年代的相关人员是当事者,调查她的人也属于知情人。有哪些人知道她30年代底细?是谁写的匿名信?她写给郑君里的求助寻找唐纳的信在哪里?参加她与唐纳婚礼的那帮文艺界元老,甚至那时帮助、照料过她的秦桂贞,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调查她的这些人……都是她心头大患!这是与她个人前途攸关的一群人。她首先从郑君里下手。1966年6月,江青指派张春桥在上海找到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郑君里是1936年4月轰动一时的杭州六和塔3对新人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萍(江青30年代从影的艺名)的男傧相。“文革”之初,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头号“黑线人物”。张春桥在与其交谈中威胁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本来就十分惊恐的郑君里听后当即吓得发抖,满口答应。回到家中,他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说:“请你处理吧。”然而,这些东西交给江青看后,没有发现她所要的核心内容。

江青初出茅庐,手下无人。上海的张春桥那帮文人办事拖拉,缺乏力度,还得依靠在军队实力雄厚的林彪、叶群为自己办事。于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跑到毛家湾林彪府上。林彪、叶群热情相迎,两个女人拉着手舍不得放下,一阵寒暄亲热之后,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语:“我们要谈点女人间的事。”林彪讪讪地走开了。江青和叶群来到叶群的卧室,开始了一次密谈。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群看着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叶群作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江青直言不讳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法打倒他们。

”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心欢喜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已于建国前去世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年被捕档案的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江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立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又晋见了叶群。叶群告诉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混乱局面,组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照片,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江腾蛟到北京领受任务后内心非常喜悦,这是“首长”对他的信任,是受到林彪、江青赏识重用的好机会。回到上海后,江立即找来其心腹、空4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共同策划落实这件事。

张彪,祖籍山东,自小随父亲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街巷里弄非常熟悉。年轻时参加新四军,受过伤,在空4军算得上是老资格的处长。因为是文化处处长,他对上海文艺界的人士都很熟悉。江腾蛟与张彪把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名单列出来,圈定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顾而已等5人,这些人都是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明星,是江青(蓝苹)的同事,知道江青的底细,估计可能有江青历史上的东西。江腾蛟对张彪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光荣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不能有半点差错。张彪心领神会,受宠若惊,一再表示一定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请领导放心。他们当场商定,借当前红卫兵抄家的混乱局面去抄这5个人的家。办事要快,5个人一个晚上解决。此事要想办得干净利落,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选一些可靠的人去办。

江腾蛟想起他的那帮心腹亲信,那是他在空4军当政委时,1965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江腾蛟挑选了空4军的一群年轻处长陪同叶群工作,照顾叶群的生活。这次,江腾蛟从这些人中挑选了他最信得过的4个人,连张彪共5个人,分成5个行动小组,当面交代了任务。江腾蛟分派张彪具体策划、部署,并一再强调严格纪律,都要听张彪指挥。张彪比他们年纪大、资格老,自然也得到他们的尊重。张彪发挥了其对上海地方熟、和文艺界人士来往关系多的特长,很快摸清了5名对象的家庭住址。亲自带领各组长逐个到现场察看地形,交代抄家时从那个方向进人,从那个方向撤出。撤出后要在市区转几圈,防止有人跟踪。

交通工具全是从江湾机场调来的老式美国中卡,车小灵活,便于上下。他们把汽车牌照都用牛皮纸糊起来。带队的处长和参加行动的人都穿便衣,戴“红卫兵”袖章。张彪怕被人认出来,还戴上了口罩。
在10月8日晚上,张彪挑选了空4军家属院里的一些孩子,有上中学的,有上小学的,都是“红卫兵”。张彪给他们作了‘战斗动员’,说是有一份飞机设计图纸丢失,可能在几个“黑帮”家里,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命令,要去抄他们的家,把丢失的飞机图纸找回来。每个组带几个麻袋,凡是纸张、信件、书籍、报刊、照片一律往麻袋里装,不得拿人家的财物。要抓紧时间,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有人问就说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的;行动要保密,办完事后在市内转几圈,不让别人发现。

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说这天干的事。今后不能向任何人说这件事。孩子们听后个个摩拳擦掌,感到任务光荣。
江腾蛟坐镇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动员完后,张彪让孩子们看电影、吃夜餐。9日凌晨1时许,臂挂“红卫兵”袖章的一群人,分成5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个人,趁着夜幕出发了。两个小时后,各个小组陆续回到招待所,每个小组都抄回来几麻袋。由张彪弄到一间屋里锁起来。
第二天,江腾蛟、张彪和几个心腹亲信在招待所关起门来进行挑拣,把抄来的30年代蓝苹的电影剧照、照片,以及与蓝苹有关的杂志、报纸、广告等挑出来,装了少半麻袋。

江腾蛟和张彪乘坐吴法宪给他们派去的专机,把这些东西送到北京。吴法宪亲自到空军招待所听取江腾蛟的汇报,夸奖江腾蛟、张彪此事办得好,有功。随后,吴法宪叫江腾蛟把这些东西暂存到空军机关保密室。
1967年1月初的一天,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住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湾。又打电话给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
叶群、江青、谢富治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没有。”“那你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赵根生捅开了后院的炉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后院伙房。此刻的江青显得极其紧张,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炉火旁边来回踱步,脸上毫无表情。但是,这些材料销毁并没有到此了结,远远没有达到江青的目标——因为写给郑君里的信没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谁写的匿名信说她历史有问题呢?对她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个“定时炸弹”!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写匿名信的人挖出来。于是,她想这一定是知道她底细的人。首先怀疑到30年代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还有谁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封下角有“华东文委”几个字,这和峻青贴边。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东我军的随军记者。上海解放后峻青是文艺界镇反、肃反时的领导人,也可能是从文艺界有问题的人那里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们,先关起来再说。此事也得靠吴法宪、江腾蛟这帮军队的人去办。1968年某日,吴法宪到上海找张彪,问张知不知道有个叫峻青的人。张彪说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孙俊卿,是不是他?吴法宪说应该是他。吴法宪说去把这人找来,我要找他谈话,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张彪是个很精明的人,办这类的事情准能让领导满意,于是通过上海文艺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线,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当峻青下午下班回来,站在路边的身穿空军军服的张彪迎了上去,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空4军的文化处处长张彪,受一位领导的委托,请你去谈话。峻青问到哪里去?是什么人找我?张彪说路不远,你跟我走,见面就知道了。峻青见这位空军军官彬彬有礼,就跟随张彪到空军招待所见吴法宪。落座后,吴法宪问峻青,你认识我吧?峻青说你是吴法宪。吴法宪说我受人委托,找你问个事,你写信揭发过一个人的问题没有?峻青说没有。吴说你想想,过去写过揭发人的信没有。峻青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揭发信。

吴说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没有事的。峻青说,我没有顾虑,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告发别人的信。吴说,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吗?峻青说不行,现在造反派每天叫我写交代材料,还要批判我。没有他们同意我不敢离开上海。吴法宪说那好吧,你不愿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给别人说。峻青脱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强行带到机场,有一架专机等在那里。一下带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边靠山的一个监狱(即秦城监狱)住下。到监狱后,峻青问这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回答,也再没有人来审理、会见。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峻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进了监狱。究竟为什么坐牢,他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地在里面关了10年。
同机送到北京的还有30年代蓝苹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

江青30年代初来上海时,艺名叫“蓝苹”,很穷,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许的一间二楼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角形亭子间,不过十来平方米。许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贞,和蓝苹同岁,都是1914年出生。蓝苹那时只是个二流演员,演个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贞很善良,和蓝苹很说得来,经常照顾蓝苹的生活。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拖地板、打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3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省吃俭用艰苦度日。秦桂贞给东家做饭,有时见蓝苹饿着肚子回来,就用东家厨房里的食材,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

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贞见证了蓝苹与唐纳结婚。婚后才两个月后就争吵打架。秦桂贞住三楼亭子间,和蓝苹住房上下只隔一层楼板,常常半夜里下来给他们劝架调解。唐纳曾两次与蓝苹争吵自杀未遂。唐纳出走后,蓝苹又与一个叫章泯的男人同居……能找到的材料虽然销毁了,但知情者活着的人还有不少,有嘴巴的会说话,必须把他们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当初公安系统按照上级指示调查江青历史问题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人死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