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湖南少年歌 独立潮头 “少年歌”唱出湖湘气质
原标题:独立潮头,“少年歌”唱出湖湘气质
7月15日,湘潭雨湖公园的杨度雕像。图/记者谢长贵
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唱响了湖湘少年的豪情,也让湖湘精神气质为中国人熟知,在晚清沉沉暮气中,“血性开嗓,明理达道,焕发精神”。
尽管毁誉荣辱伴随杨度一生,但每个时代潮头,都有他的身影:从鼓吹宪政,到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到最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湖南少年歌》之后的时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激荡起伏,众多湖南志士,立在潮头,施展救国、图强抱负,努力让“老大帝国”变“少年中国”。
本报记者颜宇东湘潭报道
7月19日清晨7时,处于闹市的湘潭雨湖公园已开始被零星的汽车鸣笛声侵扰。公园东头的园子里,老人早起从城正街赶来打陀螺,鞭鞭入耳。立在园子里、高近5米的杨度雕塑,天天看着弯腰甩鞭的老人。杨度曾寓居城正街板石巷,刘老也知道祖上曾有这么一位有名的邻居。
陀螺贴着麻石板旋转,历史回溯到100多年前。
挽救中华,“少年歌”唱响湖湘血性
“杨度在行文中,从湖南地理、历史说起,再说时局,
将湖南与时局安危的关系之重揭示出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晶萍说,杨度被梁启超称为“典型的湖南人”,而杨度撰此文正是为呼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将近代湖南人的担当精神和救世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湘潭雨湖公园,辟有一处专门的园子,立杨度的雕塑,以其30岁时的样貌为原型。正是在这个年纪,杨度喊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写出这个句子时,杨度正在日本。此前,他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并取得名次,然而因在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被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被除名并受通缉。这场“特科考试风波”让杨度第二次东渡日本。在东瀛之国的杨度,内心仍有着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力图挽回中华颓势。
1903年10月,杨度在日本邂逅同样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同样的抱负让两人惺惺相惜。梁启超视杨度为“谭复生复生”(谭嗣同再世),而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为附议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便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
在当时,激进思想一般与地域观念相结合,各省爱国人士都在强调本省在救国上的重要作用。比如,湖北人士称湖北为中国腹地,云南人士表述认为云南存则中国存,江苏认为其区域为中国文明的中心。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同样强调了湖南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此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写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力挺这种豪迈气度。这些名篇的传唱,让湖南在当时的地位飙升。
在杨度发表《湖南少年歌》十多年后,毛泽东等一批改变中国命运的湖湘青年,深受文中呼号的影响。在省立第一师范,“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的诵读声,曾一次又一次响起在学堂上空,成为勉励学子的精神食粮。
“老大中国”,他呼唤少年气质
与梁启超一样,杨度选择了“少年”一词。“少
年”是一种隐喻,是一种阳光、向上的气质。他们都希望,少年在中华民族改变颓势中发挥作用,建立一个少年中国。当时,因曾镇压太平天国保护大清江山的湘军被舆论指责“不助同胞助胡满”,湘人形象在当时一度被贬,杨度希望能重新建立起湖南新少年的形象。
当年杨度在东京的寓所,有“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之称,湖南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杨毓麟、蔡锷等人是座上宾,蔡锷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一起纵论国事。从这些与他同样年轻的湖南留学生身上,杨度看到了一股“少年力量”。
杨度生逢一个“老大中国”。在其早期创办的《游学译编》中,他就当时中国所处的阶段有过表述,“今天,外国人诃我中国,不是说它是‘老大帝国’,就是说它是‘幼稚时代’”。杨度已经看到当时的中国有日益衰退之势,同时与欧美以及日本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这本《游学译编》为当时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晶萍说,此时的杨度希望留学生共同谋划一国之政事,让“老大帝国”焕发生机,希望实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的新局面。
杨度为湘军后人,而当时革命党在海外闹“排满革命”,赞扬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自然成了反面典型。因此,杨度借《湖南少年歌》呼唤湖南新少年形象出现:不为文化之争,不使同胞相煎,即湖南应成为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中流砥柱,成为各省奋起的带头人。
这些诗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鼓舞作用。他在留日学生中发起成立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被推为总代表,为收回粤汉铁路主权奔走呼号。他在欢送湖南第三批留日学生宴会的演说中,号召留学生“讲究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
这不仅是一个口号。师从王闿运的杨度,一度有过“帝师”的梦想。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时,他曾研究过各国宪政。1907年留学回国后,杨度便在湖南开展民间的宪政讲习,进行启蒙。当年12月,湖南宪政公会成立,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修改后,联络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
站立潮头,“当风一啸心纵横”
杨度一生并未到过太多的地方,却结交了不
少天下风云人物。在他长达30年的“经济”(经世济民)生涯中,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尽管毁誉荣辱在杨度身上如影随形,但在中国形势命运风云变幻的那几十年中,每一个潮头的涌起,他都会作出抉择。
清末时的中国,如同一个破屋子,是拆还是修缮,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湖湘人士在当时再次异军突起,奔走在挽救中华命运的不同路径上。而杨度的政治生涯,似乎将不同的路径都串了起来。
最初,在东京政法大学研习宪政的杨度是这样打算的:以宪政学为表、以帝王学为里,辅佐君主完成立宪大业,实现自己的“帝师”之梦。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商大事,无奈谈了三天三夜,两人仍在救国路径上有分歧:杨度认为,只要清政府同意立宪,完全可以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中国应该施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
这些思想决定着杨度以后十多年的奋斗方向。次年,清政府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考察报告最后由杨度捉刀起草。杨度的君主立宪得以实践,并被誉为“宪政专家”。
但这个梦,最终随着袁世凯临终时的一声“杨度误我”而结束。洪宪帝制失败后,杨度看到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曾在《中国新报》月刊上表明“不谈革命,只言宪政”的他,开始倾向于革命。1922年9月,杨度在上海与孙中山再度相见,“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杨度实现了当年东京与孙中山的约定,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与李大钊的相遇,又为他的救国途径展开了另一段延伸。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说这话的李大钊成为杨度的一个灯塔。此后,杨度利用担任杜月笙私人顾问的身份,在品茶、饮酒、打麻将等风月雅事中获取情报,提供给中国共产党。
1929年秋,杨度经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杨度去世,年仅57岁。他在病中自题挽联写道:“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一生几起几落,毁誉荣辱在杨度身上如影随形。作为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说:“皙子(杨度字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在今天的雨湖公园,少年们仍会站在杨度的雕塑前,大声吟颂《湖南少年歌》,打陀螺的刘定坤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他相信,这一切,身后的“杨度”也一定看得到。
专家点评
“少年歌”与屈原的上下求索一脉相通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剑波认为,作为杨度的老师,王闿运是清末湖湘诗派(汉魏六朝派)的代表人物。王闿运等湖湘派诗人推崇《楚辞》、《文选》,取径汉魏六朝诗歌,尤其是汉乐府歌行等,抒写个性,慷慨悲歌。师承于此,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湖湘派的这种诗风。
朗朗上口的诗歌一气呵成,从湖南的历史与杰出人物写起,继而写晚清湘军的作用,以及湘潭王闿运的胸怀天下,进而发表议论:湘人敢于担当,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号召湖南人特别是湖南少年要起来担负起救亡的重任。紧扣“湖南”二字,杨度讲湖南历史,说湖南人物,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与英雄气概。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晚清以来,湖南人从维持国家政权,到“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运动,再到变法图强,直至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乃至建立新中国,都是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风尖浪口。而这绝非偶然,是一种敢作敢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文化精神使然。《湖南少年歌》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湖湘文化精神,它无疑与屈原为真理而上下求索,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在本质上一脉相通。入选《九章》,实至名归。记者颜宇东实习生黄珺
他的存在,厚重了一方地域
上中学时,湘潭县的历史老师讲述清末新政,因为老乡的缘故,花了近半节课的时间讲杨度。在那堂历史课上,老师命令20多个男同学站起来,朗读他板书的《湖南少年歌》节选诗句。当年的我,牢牢记下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句子。
湘潭雨湖公园因每年的菊花展有些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小学组织活动的重要去处。可赏菊哪是一群顽童的喜好,我与伙伴们更看重那里的脚踏游船。成年之后,我已多年没去过那座公园,提起来记忆中已然只剩一群顽皮小子踏船玩水的画面。今年7月中旬,我与摄影记者“贵哥”寻访至此。故地重游,发现在绿意葱茏的湖边,多了一座气宇轩昂的雕塑。杨度手握书本,目光笃定,望向远方,心中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一座公园有了历史人文才厚重,一方地域何尝不是。
杨度等一大批杰出的湖南人,都有一些很相近的精神气质,沉淀下来便成了标杆,一代一代传承。菊花耐寒,这样的特性不也是长年的养成吗?再回雨湖公园,也许我会放下脚踏船,选择慢慢赏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