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友三八字 九一八事变(二)石友三之乱

    中原大战以张学良率军入关武装调停而使蒋介石的中央军大获全胜。但是双方都筋疲力尽,元气大伤,蒋介石不得不将黄河以北的善后问题一体委托张学良处理,他得以腾出手来到南方剿灭日益强大的共产党部队——红军。所以,张学良一度成为北方半个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囊括了东四省及晋冀察绥、北平、天津、青岛三市。是为东北军的鼎盛时期。盛极而衰,于是东北军开始走下坡路了。

1930年9月18日,大家记住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一周年。东北军编组了两个军,约12万人,分别由于学忠、王树常率领乘火车大举入关。这一部分人马从数量上看虽然只占全部东北军的三分之一,但多是精锐。每旅辖步兵三个团,旅直辖骑兵、卫队、通讯、重迫击炮四个大连,每团3500人,每旅12000人左右,服装整齐,军容甚盛。

而且装备精良,卫队是清一色的手提机关枪,普通士兵也是欧战之后德国造的新式七九毛瑟步枪。比当时的中央军还要抢眼。当然,获得那么多的地盘,当然要精锐部队来维持了。岂不知这是迈向悔恨深渊的第一步。

东北边防军第一军军长 于学忠 参谋长 陈冠群

步兵第五旅 董英斌

步兵第二十三旅 于学忠(兼)

步兵第二十七旅 刘乃昌

骑兵第六旅 白凤翔

炮兵第一团 王绍云

工兵第一营 周葆全

铁甲车第一大队 韩梦罴

东北边防军第二军军长 王树常 参谋长 刘家鸾

步兵第二旅 丁喜春

步兵第四旅 刘翼飞

步兵第二十五旅 姚东藩

骑兵第一旅 郭希鹏

骑兵第五旅 李福和

炮兵第四团 王和华

工兵第四营 王世隆

9月27日,国民政府任命王树常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二人分别于10月3日、10月20日就职。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举行盛大的就职仪式。

为了进一步对关内数省的控制,于1931年4月19日在北平成立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办公地点设在原北洋政府财政部旧址。

虽说得了不少地盘,却背上了包袱。改编原来晋军、西北军等旧部不仅是个费钱的差事,而且牵扯精力,弄不好还费力不讨好。因此这一整年张学良基本上是为钱奔忙,或者平衡各方关系,回沈阳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东北的事物几乎无暇顾及。

归张学良关饷的部队主要有西北军宋哲元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下辖第三十七师冯治安,三十八师张自忠,后来又扩编了暂编第一师刘汝明。加上庞炳勋部、孙殿英部共约四五万人。还有就是晋军各部,三十二军商震,辖66师杨效欧,67师冯鹏翥;33军徐永昌,辖68师李服膺,69师杨澄源;34军杨爱源,辖70师王靖国,71师杨耀芳;35军傅作义,辖72师李生达,73师傅作义(兼)。

总计约九万人。还有原来冯玉祥的部下石友三部,几次叛冯,现在独立成一个小系统,中原大战后主动归顺东北军,也有五六万人。

西北军、晋军倒还好,大概能维持下去就能相安无事,也没有太大的野心。唯独这个石友三,历史上一贯的反复无常,对将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长官冯玉祥竟然倒戈三次,所以在张学良手下也是及不安分的。

石友三部在中原大战后保持比较完整,割据平汉路豫北一带的顺德、磁县、邯郸、彰德等地。石友三很有野心,部队秉承原西北军的作风,战斗力也不俗。

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这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自己拥有的兵力不在韩复榘之下,而且建制完整,又在张学良入关前就已致电张学良表示服从东北,却一无所得,十分不满。

蒋、张又以不给石部足够饷项来逼迫他大量裁减军队。

据报载石部“饷项月需六十余万,实际因中央及东北财政困难,每月只能筹给维持费二三十万。”对此,张学良“主张与其多兵受饿,不如实行缩编。”石则以部下均系多年共患难之袍泽而拒绝。为此,他向张要求获得一省地盘以便自行筹饷,河南、绥远均可。当时张学良患病住院,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据戢回忆: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

”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社会上还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特意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表示:“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故有此误传,实非全部移防。”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决裂,并将胡扣压于南京,引起国民党再次分裂。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领袖纷纷南下广州,成立同南京相抗衡的“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于是石友三开始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共同倒张反蒋。此举得到的反应又似乎对他相当有利,这就更增强了他反蒋的决心

最先表示支持石友三的是原本同属西北军的孙殿英。5月17日,当孙殿英得知石有倒张反蒋的念头后,致电石友三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这件事又不只是石友三在暗中活动。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并推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粤方的行动立即赢得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形成更大规模的计划和动作。

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

”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晋方将领随后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

向方与石均极努力”。冯玉祥也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指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

石友三、孙殿英的异动虽尚在酝酿中,但已为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获悉。宁粤对峙已令蒋介石相当紧张,北方政局的不稳,更令蒋感到举足无措。5月15日“晨未明”,蒋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曰:

我如沈机观变以取守势,则主动之机不能操自我矣。盖敌方之计划,必待我军进攻时,则北方乘机而动也。故我甚欲先解决石、孙,取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然此时犹多不便,我若对石、孙取攻势,恐引起其他部队之误会。余乃决定如粤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待北局之开展。而运用方法使粤桂内讧,使石、孙速变。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可耳。

为此,蒋介石乘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力量安定北方。张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三百万,并亲自到机场送别。

张学良也意识到石友三不会是笼中之鸟,回到北平后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由关外调入大批东北军。同时,蒋还密电在北平的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东北军突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这一动向时表示:“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孙并向石保证:“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此时,曾和石友三、韩复榘一同投蒋的马鸿逵却向蒋介石密报:“一,于学忠部已集保定,对石取包围势;二,石电韩请示办法,韩去电嘱坚固拒守,能支持两月即有办法;三,如东北决消灭石部,韩即率三路援石,令职部开济;四,晋军助石抄东北归路。

……职意韩向来谈话不一致,拟请电副座对石暂取监视。”为防止韩复榘助石,蒋急电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韩:“中(蒋中正)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之理,请向方兄属其安心。”为了确保今后的通讯安全,蒋还指示东北军参谋长戢翼翘:“以后与副司令通要电,由水路转,不经济南发妥。”

此时韩复榘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原大战后,韩复榘的实力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因助蒋有功而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阎、冯两部众将领中唯一独占一省地盘的封疆大吏。但此时的韩复榘只是口头上敷衍石友三,并不想改变现状。

6月20日,韩电石表示:“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势并无若何变更……吾辈在相当时期,惟有顺应潮流,对于各方多说好话,委曲求全,不可举止不定,致贻后悔也。”韩的电报实际上是向石暗示不愿出兵相助。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下这样一段话:“韩向方之存心令人无从捉摸,则北方安危亦无从捉摸矣。”

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处境完全不同。石是急于改变现状,摆脱困境,行动又已骑虎难下。对韩复榘此举自然是深感不满,石电韩表示:

弟在外廿余年,认为痛痒相关、相爱过于手足者,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惟谨。但以现在环境困难,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虽无天堂地狱之甚,确有云泥之别。兄处蒋、张之间,蒋信张托,可谓进退自如,擒纵随意;而弟之动辄得咎,又适得其反,其困苦艰难较甘棠东进时(指1929年韩、石叛冯)我兄之苦况有过之无不及也。此时弟但有一线希望,决不如此作,事实上之逼迫至于如此也。

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反蒋力量,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此时,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国闻周报》就曾评论道:“现时握华北治安枢纽者,厥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因此阎、冯二人均想拉韩为反蒋主力。据韩复榘派往石友三部的代表程伟儒报告:“今日接得天津密电谓阎、冯二公均以现下局面无吾兄领导北方将领共同的干,不能解决,已密令驻晋各军一致拥护我兄。

徐(永昌)、杨(爱源)均极同意。阎并电粤政府请给兄一较当名义。广东复电拟任兄为北方各省联军总司令,致电汉章征询吾兄同意。”程此时已知道韩并不准备公开反蒋,故建议:“以兄现下立场恐不便予揭开,请兄暗中帮助汉章,干的有眉目,再请兄来就职。”但韩复榘连这样也不想做。而石友三对韩仍不死心,继续授意同僚劝说韩一致行动:

兄所主张干的时期有四点:一,蒋与共党接触后;二,鲁豫督办发表后;三,小张已死或病危时(指张学良因病住院);四,或奉方先来攻击,兄即将预定之通电发出,并出全力帮助汉章。弟已源源{原原}本本向汉章说明。现下奉方扣车,并派骑兵来扰乱,奉方态度已明白,而其余三点均已实现。请兄照前言办理。如果环境有碍,亦必须暗中帮助,从中和泥,方可对得起老友。况汉章弟有损失,就是兄的损失。

此时,冯玉祥却夸大其词地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等人表示:“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

”同时,冯玉祥还向粤方表示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

”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

石友三此时所以敢单独发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认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有倒奉之意。事实上于学忠确曾暗中同石有过接洽。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吴佩孚失败后,他率部投靠张学良并得到重用。此时张学良因病住院,暂不能视事。

而日本驻华机构唯恐中国不乱,四处散播张学良病危的消息,日本驻济南领事甚至还向韩复榘造谣称张已病故。而避居四川的吴佩孚久静思动,曾密告石友三拟“集川中将领,宇内袍泽,组织救国同盟军,讨伐蒋逆”。

因“佩孚通电入陕,与学忠有结合”,故“奉将领会议,意见不睦”,结果“发生奉军干部不信任于氏之传说”。于学忠也“因张病危,态度突变”,而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将领商讨后有“调于军赴后方,并监视其行动”的计划。

于是,石友三极力拉拢于学忠一同反蒋倒张。7月19日,石得情报称:“一,汉卿虽未死,其病转成肠结核,恐不治;二,奉军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其各部均有恐慌之色;三,此间对于孝侯(学忠)仍继续接洽。本日北平有代表来,颇有希望。”当天于学忠代表同石接洽后表示:“其意俟战一二次,奉方不利始表示真意。但伊未表示前,必以全力对之,方免受累也。”有了于学忠的支持,石友三更加信心大增。

经过广泛联络,石友三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北方实力派的响应,终于下定决心再次树起反蒋旗帜。

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首先下令截断南北交通。20日公开发表讨蒋通电,“其上衔首为粤方,次列吴佩孚,再次为阎、冯”,指责蒋介石、张学良“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张学良得知石友三举兵北上的消息后,决定将石部诱过滹沱河以北后再行决战。7月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府得知石友三反蒋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

一,我兄已就第五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将士应如何分别任命,敬祈详示,以便提议国府;

二,此间同人拟推我兄为国府委员;

三,殿英兄被任为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请我兄就近与殿英兄商量,如编在第五集团军内固佳,独立亦可。惟为军事动作统一起见,以归我兄指挥为宜;

四,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

冯玉祥更是加紧联络旧部,响应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宋哲元的部属刘汝明也电宋请求尽快响应,并表示:“如坐视不援以致失败,公谊私交应无解说。

”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为了打消韩复榘等人的顾虑,冯更向韩表示:“晋境各军,皆已准备响应汉章。”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那样。地方实力派口头表示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中原大战失败后,冯、阎旧部已不再象以往那样听从他们的指挥,为了保存实力,各存异志。他们大都只是为了顾及冯、阎面子仅仅口头表示赞同,并不愿付诸实际行动。

尽管冯玉祥多次密电庞炳勋,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吾弟于此时应不顾一切,出师应援,非曰助石,实乃讨张;非仅对张,实乃讨张而倒蒋也。”“石部既已首动,讨贼各军势应一致,存亡所系,大义攸关,弟必不以彼之往事介介也。”冯甚至还恳求宋哲元转商庞炳勋,表示:“如更陈(庞炳勋)弟不欲联名通电,即单独通电,亦未始不可,惟不宜再缓耳。”

此时众人的首要的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石友三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再抓住机会跟随在后也不迟;如果石友三没有把握,则尽可敷衍了事;如果石友三出师不利,可以立刻改变态度,甚至落井下石。而石友三却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自以为蒋介石受粤方打压,无力他顾,而张学良又将一病不起,此刻自己登高一呼,北方将领必定会蜂起响应。下面一组西北军将领之间的往来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众人的心态:

吉鸿昌派驻南京的代表王慈博密电吉表示:“表面上鲁韩(山东韩复榘)似与石不无携手之嫌,然实际上韩亦有送石于破败而收其势力之谋。不过石设占胜利,于韩亦无害也。晋宋(山西宋哲元)现取观望,出首者为石与高桂滋、孙殿英三人。”

宋哲元的总参议萧振瀛则建议宋道:

“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而庞炳勋则更直接了当地对孙殿英的代表明言: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此,蒋特派航空署长葛敬恩(和徐永昌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前往山西劝说晋系,派邵力子往山东说服韩复榘。同时,蒋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

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连发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

”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孔祥熙)兄即汇。”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67]随后,蒋还亲自致电山西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最令人诧异的是韩复榘的表现。石友三对韩复榘抱的希望最大。而在石发动前一周,韩即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这是蒋介石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蒋为此急电转告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韩的这一举动自然会得到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20日石友三发表反蒋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

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蒋的这一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对蒋颇表忠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指宋哲元部)严加戒备。

”晋系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于是,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

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蒋得电后,自然喜出望外,立即复电指示:“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好利用徐来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为此,蒋电令徐代理晋主席,并电李石曾表示:“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进一步利用自己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在蒋方的武力威慑和银弹攻势下,晋系将领无一人响应石友三。而在银弹面前,连信誓旦旦表示和石友三荣辱与共的孙殿英见势不妙,也临阵脱逃。据葛敬恩报告“孙殿英、刘桂堂两部此间已接洽甚妥,似无甚顾虑。惟孙部加饷虽奉总座电准月加五万元,但副(张学良)部王(树翰)、万(福麟)诸公似欲允以十万元。经一再筹商,为南路侧面安全及早图肃清起见,计请勿惜此区区。”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脚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

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而且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这一变化大出石友三的意外,同样也令冯玉祥颇为难堪。7月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当天冯还致电新任晋省主席徐永昌,希望说服徐能再次投入反蒋阵营。

但大局已定,冯玉祥的努力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全面溃退。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编为四个团。

8月初,有消息说:“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这个消息对石友三残部的状况是夸大了的。尽管李宗仁在广州信誓旦旦地宣称:“虽然蒋中正命令各军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韩复榘已极力保护,使石部到德州整顿……东北方面也不敢扰入山东一步,恐防韩可藉口出兵,而再形成一个反蒋新局面。

”但据蒋方的情报显示:“我军俘获石部确数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其孙、米二师主干、所有枪炮完全缴获。据蒋伯诚本日电告,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对于石友三反张一事,还有一种说法,石友三举兵是受到日本人的收买,为配合九一八事变。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关东军那帮家伙正没茬找茬呢,中国出了这事还不立马推波助澜,唯恐事情闹不大。而且东北军主力进关平叛,也正是他们动手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