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傅佩荣)

方东美先生(一八九九年~一九七七年,枞阳县杨湾乡人)逝世至今,匆匆已经三十年。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明亲切,而他的学问更让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叹。作为念书人,能有像方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值得终身感恩与自我鞭策的。

2007年4月20日至22日,我应北京大学之邀,为该校所主办的“企业家国学班”一百多位学员,主讲“儒商华夏论坛”。北京出版界的朋友特地安排大陆知识界最重视的《南方周末报》作专题采访。该周刊的记者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著作中一再提及一位老师,就是方东美先生,请问:方先生在哲学上有何创见,可以让你如此推崇?”

这真是“大哉问”,我该怎么回答呢?如果只因为方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说他好,那么显然是私情胜过公谊,忘记了“学问是天下之公器”这句格言了。当时我说了一段学术理由,而记者也表示听来合理;但是我心中所记得的方先生实在丰富生动多了。近日受沪祥兄之托,说《传记文学》为纪念方老师逝世三十周年将出版专号,乃援笔写就较为完整的“方师印象”,聊表思念之情。

初次听到方东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二年级的一堂课上。我于民国五十七年以第一志愿

考上辅仁大学哲学系。辅大哲学系以西方哲学见长,尤其是天主教系统的士林哲学。大二时,系主任钱志纯教授开了一门“笛卡儿哲学”,就是在这门课上,钱教授郑重推荐方东美先生的一本书,名为《科学哲学与人生》,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教授介绍方先生时,说他是与胡适之、冯友兰同一辈的学者,这听在我们年轻学生的耳中,有些遥不可及的感觉。胡适之先生当时已经作古,冯友兰先生则远在大陆,以《中国哲学史》而为世所知,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这门必修课时,就是以冯先生的书为主要参考数据。

因此,听到钱教授说方先生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顿时想到“今之古人”一词,虽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象会有亲炙的机会。

民国六十一年毕业时,我以第一名考取辅大哲研所硕士班,同年考取的有杨世雄(现任教于政大)与黄藿(现任教于中央大学),但是我放弃不念,选择去念台大哲研所硕士班,为此钱教授对我颇不谅解,因为他当时担任辅大哲研所所长。由于这个选择,我赶上了方东美先生在台大最后一年的课,课名是“中国大乘佛学”。

方先生的课排在星期五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开学第一周上课时,文学院十七教室连外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许多社会人士慕名而来。只见方先生手拎一个大型公文包,由学生开道挤进教室,站上讲坛之后,神闲气定地说:“有人说要换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讲述哲学的课堂上,开始时人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讲者一人在独白。”

方先生说对了一半,三周之后教室人人有座位了。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听方先生的课依然吃力,因为在辅大没有念过佛学,只有在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先生上课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就是、“天马行空”与“画龙点睛”。

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十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你隔了一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三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因为人类探求智慧的心路历程与心得结晶,经由对照比较之后,就像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将散发既独特又一致的光彩。

方先生做学问,不是像蚂蚁一般储存积粮,而是像蜜蜂一般采花酿蜜。他不是埋首书堆的老夫子,而是向往“老鹫抟云的意境”可以在学问天地中悠游自得,又能提出一系列创见以启迪后学。

方先生于民国六十二年自台大退休。辅大哲学系的系主任张振东教授是方先生早期在台大的学生,他亲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讲座聘书,邀请先生到辅大授课。当时从台北到辅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须搭出租车,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学生陪同搭车。

在这样的机缘下,台大哲研所的学长游祥洲带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访,算是正式引见,比一般在课堂上听课的师生关系要深了一层。游祥洲事先告诉我说:“我们观察了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做人处事都还认真负责,所以要带你去见方老师。” 他没有解释“我们”是哪些人,后来我也变成他口中的“我们”之一,亦即佩服方先生的学问并且愿意“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一群先后期同学。

方先生去辅大教书,自然是由辅大毕业的学生陪同而去最为合适。这真是因缘巧合。我自六十二年暑假之后,就于每周四早上陪同方老师来回辅大,并且负责上课录音,以便将来整理出版。直到六十五年暑假我去服兵役,这项工作才转手他人,而方先生于六十五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课了。这段亲炙方先生的机缘,成为我治学的转折点。

方先生是哲学教授,一生教书五十几年,他在哲学界的弟子自然为数甚多。让我稍感惊讶的是:他很少公开提及谁是他的学生,即使这些学生在哲学界或其它行业卓然有成。他念念不忘的,倒是两位数学家学生。

他在〈罗家伦先生纪念谈话〉一文(发表于《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一期,后收于《方东美演讲集》,由黎明文化出版),谈到他自己二十几岁在东南大学教书时,曾说过“有许多数学家不识数”一语,引起班上听课的数学系学生“为之大哗”。

这班上有周鸿经与唐培经二人,后来考上庚款留英,专攻数学,也才领悟了方先生的见识。方先生说:他们归国后,皆到中大任教,从重庆松林坡、南京,一直到台北,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个到我家拜年的,都是当年在班上反对我的这两位数学家。

数学系的学生受到方先生的启发,那么哲学系的学生呢?方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曾教过一个班,只有三名学生,就是:唐君毅、陈康与程石泉。唐君毅先生年轻时听过方先生美学方面的课,觉得那是西方哲学,与他的生命不太相契。

他后来专治中国哲学,成就一家之言,并在悼念方先生的短文中,提出上面那一段师生忆往。不过,唐先生为方先生所写的挽联依然真情流露,他写道:“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如何弃我先沈。”后半段所谓的“同病”,是指唐先生当时亦在病中。而前半段所谓的“问学五十年”,足以显示唐先生一生执弟子之礼,对方先生感念甚深。

方先生年轻时教书十分严肃,满腹学问而不苟言笑,使他早期的学生留下“望之俨然”与“听其言也厉”这两种印象,而很少体会到方先生“即之也温”的一面。程石泉先生在美国教书三十余年后,回到台湾继续教书。当时我正好主编《哲学与文化月刊》,经常请他赐稿。

同时我也负责先知出版社的业务,为程先生出版了《论语读训解故》一书。他特地拜托我送一本去给方先生,并且说:“一定要请方老师评论几句。”当时程先生也是年近七十的人,说这话时神情认真,有如学生等待老师评分一段,着实让我感动。

我自然乐于代劳,于是专程将该书送达方府。数日后,我再敦请方先生为该书加以评论,他说:“写得不错,可以成一家之言。”当我将此话转述给程先生听时,他情绪略显激动,说“是吗?是吗?真是太好了。”

事实上,程先生与方先生相识近半个世纪,也是方先生十分钟爱的弟子。他年轻时就在南京主办易学研讨会,邀请易学名家参与,而方先生的〈易之逻辑问题〉一文,即是程先生从讲稿整理成的。这么亲近的关系,他还不敢自己将著作送给方先生指正,可见在弟子心目中方先生对学问是如何严肃以对。

至于陈康先生,则我们这些方先生的晚期弟子所知较少。陈先生是希腊哲学权威,以《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而受到普遍称赞。他的批注比原文多出八倍,期许则是“要使西方研究希腊哲学的人,以不通中文为憾。”这真是豪气干云。不过,后来他被推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而未能成功,他的夫人还为此迁怒于方先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方先生与当时的中研院院长胡适之先生不和。这实在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陈先生后来赴美教书,音讯渐稀。

方先生的中期弟子呢?旅美学人梅贻宝先生有一次公开说:“今日美国各大学执教中国哲学的教授中,半数以上都出自方东美门下。”这话固然有根据,但是方先常说“方门无门”,因为他一方面不会期望听过他课的学生都承认自己是他的弟子(一个学生何止听过十几位老师的课!),而另一方面他希望学生自行继续努力,他说:“一个老师最大的悲哀,是没有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

方师与书方先生原籍安徽桐城,家学渊源自不待言。他幼年丧父,由大他三十余岁的长兄为他延聘家教。长兄自己是位老师,就请来一位他教过的学生,亲自带着幼弟行跪拜之礼,要这位昔日学生好好教诲方先生。

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刊于《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二期,后收于《方东美演讲集》)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

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方先生年轻时满怀热情,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共一○八人,如王光祈、左舜生、李璜、陈启天、恽代英、张闻天等,而mzd亦参与其中。方先生在〈苦忆左舜生先生〉(刊于《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五期,后收于《方东美演讲集》)一文,谈及他与左舜生成为朋友,正是因为左先生借他一部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他说:“余因求庄生书而得一好友,内心狂喜可知矣。

”简单一句话,描写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无比喜悦。

方先生住在牯岭街六十巷四号的台大宿舍,一出门就是著名的牯岭街旧书摊,他自然很容易在那儿流连忘返了。方师母说她每次听到方老师自外归来,满脸惭愧说:“我又做了坏事!”就知道他又买了不少旧书。过了这一关,方先生就一头钻进书房,专心赏玩他的收藏品,不到再三催促吃饭是不肯露面的。

令人遗憾的是,方先生的八千多册藏书至今还存在国父纪念馆二楼一隅,没有开放供人使用。他当年心爱的珍藏固然得以保存,但是书本若是无人阅读,则失去薪尽火传的妙旨了。

方先生曾说:“林语堂宣称谁若是保存有辜鸿铭所英译的《论语》,愿意借他一阅的,他愿意磕头感谢。我这里就有此书,可以让他磕头来借。”后来经过我们再三恳求,方先生答应让先知出版社影印出版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与《中庸》二书。

英译其实就是白话语译,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感到好奇的,并非辜氏的英文有多好,而是他对《论语》的理解有何特色。他把《论语》中的“仁”字译为“道德性格”或“道德生活”,这并不算突兀。后来我读到辜氏的中文著作,就特别留意他如何以中文来描述孔子的“仁”字,结果发现他把“仁”字理解为“上天所赐的神秘礼物”。

他以“仁”字联起上天与人,其实完全合乎孟子所说的:“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但是,现代人对孔孟所谓的“天”早已失去了感觉,随之也不会注意辜氏的诠释有何特色了。方先生与林语堂先生都特别欣赏辜氏的《论语》译本,这是否暗示了“英雄所见略同”或“于我心有戚戚焉”呢?

方先生的藏书中,有一部“二十二子”,子书对于念哲学的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自然又要向他老人家借来影印出版了。然而,在民国六十四年前后,出版这样一大套书根本不是小出版社可以胜任的。后来先知出版社因为经营不善而歇业,这与我们年轻学生只知道追求理想而不务实际的天真心态有关。我为此事而对方先生深感抱歉。

谈到出书,方先生的全集在先生辞世之后,由黎明文化公司陆续出版,但是校对不精,错别字极多。后来到二○○五年才全部校订出版为十本十三册。一年之后,黎明公司考虑经营成本而将书价全部调高将近一倍,于是方先生的书成了书市中的高价品,一般学生恐怕不易负担。方先生天上有知,大概会十分不忍吧!

方师的生活我念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见他写到史宾诺莎时,称赞史氏为“生活简朴,思想高贵”,我立即联想到的就是方东美先生。

方先生是单纯的学者,早年把忧国忧民的热情转变提升为专务于学术的终身志业之后,五十余年来,守在教育岗位上,从事教育与研究,不慕世俗荣利,不求物质享受。

我因为自民国六十二年以后,每周有幸陪同方先生赴辅大上课,所以得到许多就近观察与学习的机会。每次上完课回到方师家时,都是将近午后一点。至少有三次,方先生觉得我陪同上课很辛苦,就邀我在他府上用餐。我那时年轻不懂事,就恭敬不如从命,一起坐上饭桌了。方师母待人极为温和客气,见我也来吃饭,就赶紧吩咐帮佣阿娇多备一份碗筷,再补煎一尾小鱼。

方先生在家用餐,照例是三菜一汤。三菜中必有一巴掌大的小鱼,一人一尾,算是主菜。我那时二十三、四岁,吃完了没有什么饱足感,就赶紧拜谢出门,再去路边吃碗面。用餐时,我偶尔偷瞧一眼方先生,只见他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原本生活即是如此简单。

方先生有时也会豪兴大发,说要请我上馆子。有一次他真的请我与郭文夫去吃饭,说要考验我们的能耐。那时中华路一排房子尚未拆迁,我们三人走进“吴抄手”。方先生点了“红油抄手”,说:“这么辣的东西,你们吃吃看!”他原以为我们这两个学生会因吃不消而求饶,却没有想到我们毕竟年轻,存心赌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看着我们吃完一盘辣馄饨,脸上的表情还真有些惊讶呢!

我在台大上方先生的“中国大乘佛学”课程时,常见教室中有一位中年出家人,身穿黄色袈裟,相貌端庄而和善,后来知道他法名“净空”,也就是现在常在电视上弘扬佛法的净空法师。方先生见出家人如此好学,自然多方鼓励,后来还安排他每周三下午去方府为他讲解西方哲学。

同学们听说此事,都觉得那是殊胜因缘,也都很为净空法师高兴。后来净空法师的弟子助印了一套《大方广佛华严经》,他还主动请示方先生需要多少套赠送学生。方先生就写一纸条交我带去景美一处佛寺,取回二十几套分送同学。后来我请教净空法师学佛心得时,他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

郭文夫、游祥洲、冯沪祥等人,是我在台大哲研所学长,也是方先生较为亲近的弟子。我们有时安排到郊外踏青,邀请方先生同行。方先生出门,照例在脖子上挂了有大有小的照相机,我们请教方先生为何要带三个相机,他的回答是:“我在外头看到好的风景想要拍照时,如果只带一个相机,这时坏了怎么办?第二个相机如果又坏怎么办?所以要带第三个。

”我们接口打趣说:“老师,如果第三个相机也坏了,该怎么办?”他老人家这时慢条斯理地说:“这种或然率不太高。”在外游憩时,方先生拍照最多的不是风景,而是到处见到的可爱的小孩子。

同样的道理,方先生家里摆着三台老旧的录音机,因为当他想要聆听音乐时,万一只有一台,坏了要怎么办?这种思维模式属于童心未泯,正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外,方先生因事生智的灵巧反应也值得一述。

我的女儿出生之后,尚在襁褓之中,我带她去拜见方先生。方先生问了名字,我不免多说了几句:“女儿的取名,三个字的偏旁是『人心至』,因为我这个作父亲的人缘不好,所以希望女儿可以好一些。”方先生听了略一沉吟,就把我女儿抱过去举了起来说:“人心至上。”这一幕我实在难以忘怀。

方师母在方老师过世以后,本来想口述一本《东美与我》的书,指定由我执笔。写成了两三篇短文,就因故停了下来。我所记得的一鳞半爪虽然很少,也是吉光片羽,值得终身感念了。作者:傅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