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谈炒股 朱永嘉:毛泽东谈乾嘉学派
读《毛泽东年谱》,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刘大杰、周谷城谈话,有陈丕显、江青参加,在谈话内容中,讲到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
问题是刘大杰主动提出来的,年谱记载:
“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
毛泽东说: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
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罗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现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
毛主席站在乾嘉以后直到辛亥革命这一百七十多年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分析和评价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末期向近代社会转折的时期,这一时期乾嘉学派在思想和文化上无疑是一种保守思潮的代表,他们与桐城派之间在方法论上有分歧,但其本质属性是一致的,二者之间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言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既然是评价不能太高,换一句话说,乾嘉学派在历史研究、经学研究方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从政治倾向上讲,它是要引导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
从史学研究方法上讲,它提出的“实事求是”只是停留在具体文献的考据和订正的微观层面上,如戴东原所说的那样,他们都主张“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答郑用牧书》,《戴东原集》卷九)
钱大昕亦称赞戴东原是“实事求是,不主一家”。采用这样的方法,在微观上诸如对古代文献的整理、辑佚、考订,对古文字的训诂和音韵的研究,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以金石、甲骨、金文的文物考古与古代文献相对照,也可以有不少新的发现,这是他们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地方。
从宏观上看,要发现和寻找历史发展的趋势,各种因素之间的制约与促进的相互关系,要寻找事物演化的规律,那就比较困难了。在这种方法指导下的研究成果,它往往陷于碎片化,缺少事物的系统性的研究。至于如《永乐大典》的缮写,武英殿的刻书,对保留古籍和传统文化也有积极作用。
《续三通》的修撰,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续修,亦还是只限于制度方面基本资料依时间次序的排列,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文献基础,但它也无法呈现制度层面动态的规律和各种制度之间依存与制约的关系,无法勾勒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和各种可能。
尽管如此,它也确实改变了宋明理学那种空谈心性的疏阔学风,严格意义上讲,科学的历史研究,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的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对史料的严谨考订,如果缺少了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不能充分利用辩证方法处理整个历史事件内在的因果关系,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微观上的许多成果只能是一些缺少内在联系的碎片了,势必流于饾饤繁琐的一盘杂碎。
反之,宏观上的论断缺少微观上的大量论证和分析,那么势必又会失之空洞和缺乏说服力,对问题的认识无法进一步深化。如建国以来,在五十年代,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没有农民政权的问题,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和研究,都有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的问题。
所以如此,既有缺乏理论思维素养的问题,也有缺少微观上个案的细致分析和解剖,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都有急于应景赶时髦的倾向,那么在微观和宏观上便很难两全了。到六十年代初,乾嘉学风的重新抬头,在客观上也有它的原因。在史学方面实在缺少微观和宏观能完美结合的学术成果,这种学风上的来回摆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