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伟医生之死 陈仲伟之死:极端暴力阴影下的中国医生

本文5月8日首发于香港端传媒(Initium Media)大陆频道。作者张妍,发自北京。

两天之前,这位60岁的医生在下班后,被他的病人刘某尾随至家中,并被刘某持刀砍30多刀,陈医生倒在血泊中,而刘某转身从18楼跳下身亡。据公开报导,陈被送至医院抢救时,面部被砍烂,足后跟被斩断,左腹部约有15cm伤口,上肢和大腿均有不同程度的刀伤。经过两天的抢救,最终不治。

5月7日晚,上千名广州市民自发组织悼念陈仲伟,在广州市英雄广场点亮白色蜡烛,敬献鲜花。

陈仲伟的同事、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一位医生对媒体表示,凶手称陈仲伟在20多年前弄坏了他的牙,曾数次来医院找陈的麻烦。另一位接近陈的医生称,陈在25年前曾为凶手做过牙槽骨截骨术(俗称烤瓷牙)矫正牙齿,“凶手说牙齿变色,要求赔偿,否则同归于尽”。亦有传闻指出,凶手曾被精神病院收治。

在陈仲伟接受抢救的时候,抢救室外挤满了他的同事,除了在岗位值班的医生之外,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全体人员几乎都来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公开表示为抢救陈仲伟“不惜一切代价,联合省内外专家全力以赴”,并且对“恶性暴力伤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医疗问题几乎是中国社会最积重难行的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的医疗资源供需极不平衡,普通人需要负担的医疗成本很高,要花费大量时间排队挂号、就诊、买药、等候手术,而医生被质疑态度不好、不专业、医德差、收红包、拿回扣。多年来的医疗改革成效甚微,在社会贫富差距极度加剧的背景下,富人有钱医病,穷人越病越穷的情况愈发常见。同时,国家监管缺失,没有“关系”也缺少资源和信息的不少普通病患被医疗广告、莆田系医院所蒙蔽,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这种环境中,普通病人将对医疗制度的一股怨气,直接地转嫁到了医生的头上,“仇医”情绪弥漫,暴力伤医、杀医、医闹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次口腔科医生遇刺,比起四个月前的“北医三院医闹事件”更加惨烈。

2016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的一名产妇因高血压合并子痫症,抢救无效去世。当时,数十位产妇的家属聚集并滞留在病房之内,大声喧哗、辱骂医生、打砸物品,并索要高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死者生前供职的中国科学院,亦无视法律程序,直接出具公函,要求医院对于死亡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给死者及家属“一个明白、公正、合理的交待”。

这件事一度引发了长达数十天的网络热议。很多医疗从业者表示对现状失望。当时的涉事医生虽然遭到严重侵扰,但尚未有性命担忧。而这一次发生在广州的暴力事件,结局是一位医生的离世。案情至今仍未完整曝光,但再次引起了医疗界的强烈焦虑。

陈医生遇刺之后,他的医生同行们在网上表达愤怒和恐惧。“在门诊,我的背后绝对不能有人”,一位医生在医学社交平台“丁香园”上发表言论,“我很警惕每一个人。”

一位接近广州市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人士向端传媒记者透露,受害者陈仲伟医生就住在医院对面的职工宿舍楼当中,事发时邻里都听到求救声,是人民医院的保安前去施救,陈的妻子见到血泊中的丈夫,在惊慌恐惧中中跌折了双手。人民医院位于广州的闹市区,一街之隔就是中山医院,这起骇人的杀医事件在当地医疗圈引起的震动难以估量。

这位人士介绍,在陈仲伟医生被袭击次日,医院便组织了心理干预活动,希望降低医生的心理伤害。然而,一位自称司马异、与陈为校友的口腔科医生表示,“说好的法治和喊了无数次的‘零容忍’,一次又一次地让位于‘大局为重’。我们医生……不幸成为底层民众宣泄怨气的出气筒和政治高层掩盖社会矛盾的垫脚石。”

端传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很多医生私下组建微信聊天群组,内部共享一些“问题病人”的信息,一旦发现有暴力倾向和情绪障碍的病人,就尽快相互转告,让其他同事也尽量不收治或者转诊,以避免在未来可能遭受的人身伤害。

一位目睹过数起伤医事件的医生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可能会有人因此对中国的医疗环境失望透顶,放弃这一职业。培养一名医生的周期太长,任何一个人的离开和任何一人的拒绝进入都是这个行业的悲哀,最后影响的必然是广大患者。”

这位医生的猜想不无道理。《2015年医生流失情况调查报告》发现,一大批八零后的医生正在加速从医院逃离,其中不少都是三甲医院的骨干医生。在这份报告的8942份样本当中,25岁至35岁的医生是离职的主力军——“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不知前路的医改等,都是他们选择逃离的原因。”

“逃跑,是一种可贵的职业素养”

医疗界充满了愤怒的声音,但是当暴力和血腥摧毁信任,当医生和病人进入了“双向抵制”阶段,人们依旧看不到出路。

“极端伤医杀医事件的频发,与政治经济、法治环境、民众文化与信仰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关。大的环境一旦形成,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上海市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医务科主任、微信公众号“医史微鉴”的作者杨震在文章《医院伤医事件的三级预防》中写道。

杨震对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医院暴力极端事件进行分析发现,“施暴者身上常常有着各种社会科学领域矛盾的‘累加’:经济状况极差、家庭不和、社会支持不足、信仰缺失、性格缺陷等等,最后再加上慢性(重大)疾病无法治愈的痛苦。”而医生,则有可能“成为这些巨大矛盾的‘接盘侠’”。

据杨震介绍,在国外,已有相对成熟的针对医院暴力的风险评估指标:“例如,患者表现激动或者不安;患者出现抵制建议治疗的行为;患者存在威胁或暴力行为史;患者的朋友或者家属出现暴力行为;有药物或酒精滥用史等等。”而在中国,医院尚未建立类似的风险管理,医生仅仅能从患者言语中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是否存在威胁。

更糟糕的是公共讨论环境也常常无助于缓解矛盾。皮肤科医生,北京大学医学科学硕士安然在一篇名为《医患冲突十年嬗变:从哈医二院到北医三院》的文章中写道,“不仅医疗体制像一名一直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一样仍在等待‘开刀’,而且社会的理性、诚信和包容精神亦未得以成长。面对各种公共议题,网络上总是充满民粹式的互相攻击,医疗界在参与医患话题时也未能超越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