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把市场交给市场 王小鲁:把市场交给市场
王小鲁,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曾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上世纪90年代赴澳大利亚访问和学习。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改革不怕慢就怕站,站在那儿不动,或不触及深层次问题,永远改变不了局面,而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坏。只要往前走,我觉得就有希望。
结束意识形态之争
中国现在应该避免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争论。左派和右派之争也好,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也罢,与其去争论一些抽象的口号,不管给它涂上多少绚丽的色彩,都不如去面对实际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问题导向的研究和讨论,而不是空洞的口号导向、意识形态导向的争辩。
笼统讲社会主义如何好,资本主义如何不好,是口号导向。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中国都说搞的是社会主义,而且比任何其他时期都喊得凶,口号都更左,但给老百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的休克疗法,也是口号导向,只讲私有制好,国有制不好,认为只要私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不分辨私有化带来的是公平竞争还是市场垄断,不顾及社会公正,不考虑体制变化对社会的冲击、对老百姓的影响,结果走了一大段弯路,全社会承受损失。
现在任何想用某种脱离实际的理论模式把整个社会装进去的想法,显然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是不相容的。我们要看中国现在需要什么,哪些是严重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去考虑,去设计、去讨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停留在意识形态口号之争,只能使双方向极端派的方向发展,矛盾越来越尖锐,内容越来越空洞,永远无法取得社会共识。无论左的和右的极端派主导局面,都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冲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改的,比如垄断问题、腐败问题、权力不受老百姓监督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就是要改的。如果不去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打什么旗号都对老百姓没有意义。当前形势下,行政性垄断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继续健康发展。
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领域,或者靠行政规范保证高额利润,或者通过人为设置行政壁垒,把更多的市场竞争者挡在门外。比如我国银行业2011年的净利润为1.04万亿元,利润率远高于竞争性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人为规定了相当高的存贷利差,同时也是因为竞争不充分,民间中小金融机构难以发展,因而形成大银行主导市场的格局。
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么该由市场来做的就应该交给市场,政府不应该都揽在手里。最近国家在金融领域有所动作,比如央行宣布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规定,走向市场化。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为公平竞争打开了通路。
我们还需要很多草根的、民间的金融机构加入进来。这也为政府的监督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设计制度规则,才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又能促进行业形成良性竞争?政府需要更多的考虑。这是金融业改革今后的方向。
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也迫切需要改革。权力不能过于集中,行政决策要透明,让老百姓看得见、能监督。民意要能影响决策。要有一套制度约束官员,而不是仅仅约束老百姓。我们的财税体制同样需要朝这个方向进行改革。
应该接受一个低于此前的经济增长率
12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部署的是2014年的经济工作。本次会议的基本精神"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三者之间并不矛盾,绝不是说为了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可以从缓。
从中长期看,只有调结构才能稳增长,只有促改革才能调结构。因为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不可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不改革也很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但在短期内这三者需要互相兼顾,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增长相对稳定。会议强调"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一点是重要的。意味着不会不顾一切地保短期增长。
会议指出了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说法。在我看来,未来2~3年内,中国经济都将存在下行压力。在过去,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拉动依赖过大,目前因为国际环境等因素,导致出口缓慢。
另一方面,过去政府过度刺激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要扭转这个局面,实现内需拉动经济,促进居民消费,还需要一定时间,特别是有待于改革奏效,因此短期内经济下行不可避免。短期内较低的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预计2014年7%~7.5%是比较可能、也可以接受的区间。当然再高一点也可以,但如果超过8%,就很可能是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会导致进一步结构失衡。
会议文件明确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故而宏观方面,2014年会保持比较中性的政策,货币政策方面既不宽松也不收紧,财政政策方面预计不会有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政策。
微观政策要活,则表明了要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全会决议精神落到实处。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变运营机制,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就必然会使微观政策变活,当然这一切要依赖于政府的改革和职能转变。
与前些年相比,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是放缓了,于是有人说现在需要再来一轮四万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认为适度投资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再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信贷投放,以后经济面临的失衡问题恐怕就难以收拾了。
目前制约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老百姓消费能力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太大,储蓄过高,投资增长过快。过去十几年我们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很高,在外需减缓时又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导致无效投资越来越多,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这也和收入差距过大有非常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低收入居民缺乏消费能力,高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当然很高,但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拿更多的钱去投资而不是消费。
这些都有待于通过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关键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公平分配,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居民消费需求能够较快增长。但这取决于改革的进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改革和调整过程中,应该接受一个低于此前的增长率,避免过分靠人为因素拉动经济增长,否则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失衡和更为严重的泡沫。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是拉动经济增长最好的方式,但这不是靠"刺激消费"能够实现的。一个好的状态,是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至少同步增长,而我国目前最好是居民收入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快于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去的居民收入比重占比太低了。
要改变这个结构失衡,就需要有一个时期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才能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调整到合理水平以后,如果未来能保持同步增长,如果经济每年增长10%,居民收入也每年增长10%,那么就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靠经济自身的力量就可以保证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土地资源配置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主要解决下一年的问题,没有提到一些较长期的改革如土地制度、房地产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并不奇怪。但我认为没有提不等于不采取措施。房地产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体制因素造成的,不是一招两招就能解决的。
同样地,收入分配问题也是多方面的体制问题导致的。这些需要通过未来几年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国企管理体制、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来逐步解决。
中国目前正处于新一轮城镇化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在一些关键的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上能够看清楚、解决好,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城镇化继续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前景还是比较乐观。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财政问题,这种寅吃卯粮的透支性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过去一轮城镇化运动当中,政府是通过低价征地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继而在市场高价出售,巨大的差额成为政府收入,这对地方政府构成了强烈的利益驱动。
这部分收益缺乏制度化的鼓励,也就带来了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由于土地出让环节由政府垄断,房地产利润也往往与权力相关,而不单纯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与此同时,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却常常得不到保障,导致近年来涉及土地的纠纷冲突不断,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我建议开放土地市场,把土地转让从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政府不再作为土地市场的唯一出让方,而成为监督土地市场公平公开透明运作的仲裁者和监督者。除一少部分公益用地可以参考市场价格征地外,其余的土地转让应该在符合国土资源规划和市政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市场上的供需双方自主交易,而不必通过政府征地的过程,从而落实宪法赋予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
同时,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将土地溢价的一部分纳入公共财源,用于公共服务。
优先用于户籍制度和相关改革,给城乡转移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现同地同价,工业用地不再享受低地价,回归真实成本,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土地资源浪费。积极探索农用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通过市场流转的合理方式。
通过对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政府不再以直接卖地的方式获取未来70年的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同时配套房产税改革措施,不仅能够减少目前大量的征地纠纷,同时对抑制地价和房价的过度上涨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