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宪山东 张宗祥与姜东舒的师生情
“书家本色是诗人”。诗人戴盟曾经这样评价姜东舒。的确,姜东舒很早时就是以写诗出名的。他21岁时写的那首《高高的白果树》,表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伟大,曾被收入《老战士诗文选》、《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和《大后方文学书系》。
当年在华东前线,陈毅曾指定姜东舒创作了那首著名的《千里的雷声》诗,由作曲家章枚谱曲,在解放区军民中广为传唱。当时,一切迹象都表明姜东舒是在往一个作家、诗人的道路上前进的(虽然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书法、苦练书法)。然而,他最终却成为了一位书法家,其书法之名完全掩盖了他的诗名。这个转变,有点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书法名家、著名学者张宗祥先生的发现和积极引导。
姜东舒1923年生于山东乳山一户普通农家,从小就在大哥姜永开的严格督促下,每天晚饭后、临睡前写一百个欧体大字、背诵两首唐诗。小学四年级时,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姜东舒得到了一位姓孙的老师奖励的一支羊毫笔和一本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字帖,这让他高兴不已。13岁时,姜东舒得知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晚无眠,半夜起床,挑灯赶写了一篇《哭鲁迅》,被国文老师发现,代寄到上海,居然在《新儿童报》上发表了。
新中国成立后,饱尝旧社会苦难的姜东舒一心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着自己的热情。没想到,“反右”风暴突起,他也遭受了极大的打击。1962年6月,姜东舒回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杭州,在浙江图书馆工作,帮助干些抄抄写写的杂活。
虽然还是“监督劳动”,但对姜东舒来说,换了个环境,无疑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遇。在图书馆里,他可以拿起荒废已久的毛笔,对着许多自己慕名已久的碑帖和书学专著,孜孜不倦地开始重新学习。他觉得,图书馆里有些珍贵的典籍,或是硕果仅存的孤本,或是未曾刊行的稿本,万一遇到不测,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因此,他自备了笔墨纸张,抽空把那些典籍认真抄写了下来,作为馆藏副本。这样,他不仅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学养,提高了书艺,更为浙江图书馆保存了大笔的精神财富。
一天,浙江图书馆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典活动,已逾80高龄的馆长张宗祥先生也来到了馆里。张先生是前清进士,曾主持京师图书馆,和鲁迅、蒋百里等人是好友,在书法、诗词、戏剧、绘画、文物鉴定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
当时,他不仅是浙江图书馆馆长,还是西泠印社社长。他一进图书馆,就被墙上贴着的一些标语、守则吸引住了。他边走边看,还在一幅字迹挺拔俊秀的“阅览守则”前停了下来,跟身旁陪同的人说:“这字路子很正,说明写字的人有学问。
这些字是谁写的?我要见见……”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天前来是参加庆典活动的,执意要见写字的人。陪同人员无奈,只得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中,给他引见了屋中衣冠不整、面容憔悴的姜东舒。通过交谈,张先生对姜东舒的品学和书艺大为赞赏,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并不顾旁人满是奇怪的眼光,主动对姜东舒说:“你有空儿可以经常到我家里来谈谈。”
不久,张先生即收姜东舒为入室弟子。在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姜东舒细心领悟,勤于实践,进步非常快。那时,不管工作有多忙,他总是坚持每天写40个大字;时间稍微宽裕一些,他就会每天书写楷书或行书一千到两千字,从没有间断过。
他更是牢牢记住了张先生的再三告诫:“要想把字写好,第一要学做人,第二要多读书,第三才是学写字。”每次从张先生那里回来,姜东舒都会把老先生刚才的谆谆教导记录在专用的笔记本上,时时学习,对照自己,加深领会。
1965年8月16日,张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姜东舒在悲伤之余想起老师的教诲之恩,情不自禁地赋诗《痛悼恩师张宗祥先生》以志哀痛:“新亭泪尽乐长年,谈笑风生客往还。飞箸传觥述笔法,引灯击节诵诗篇。疴沉南阁犹勘稿,食辍西山尚染翰。堪恨康衢歌未辍,竟挥清袖谢人间。”
张先生去世之后,姜东舒仍时刻不忘恩师的教诲,勤于研习书艺,一直积极致力于书法交流活动,而且甘于淡泊,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对于登门求书者,姜东舒总是有求必应,而且从不收取润笔。
2008年1月9日,姜东舒亦因病逝世。作为他生前好友,根据他生前的自述和一些资料,我特意撰写此文,以志怀念,怀念张先生和我的好友姜东舒。(附图为张宗祥、姜东舒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