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的儿子 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的岁月

    朱理治,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也是精通财经工作的党内专家。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陕甘宁根据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朱理治从1935年至1943年一直战斗和生活在陕甘宁根据地,期间先后担任过中共陕甘晋、陕甘边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等重要领导职务,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陕甘宁边区,为边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由于他在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期间,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执行了极“左”错误政策,以致逮捕关押了大批陕北根据地干部,包括刘志丹、高岗等人,并杀害了几百人,给陕北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对于这一错误,朱理治自己作了深刻的检讨。

党组织在弄清了历史事实并作出正确处理后,仍然对朱理治委以重任,让他继续担任了陕甘边省委书记,后又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等重要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央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财委物资局长、中央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兼计委主任等职。

1978年4月9日于北京病逝。     但是由于1942年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使朱理治的问题没有因为检讨和以后的认真工作而得到解决。

对于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根据高岗的报告作出的决定中,认定陕北肃反逮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朱理治“个人的阴谋陷害”以及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说法,朱理治一直认为不符合事实。

但是,在高岗权高位重之时,朱理治是无法申诉自己的意见的。直到高岗自杀后,朱理治才有机会向中央申诉自己的意见。1958年,邓小平通过王首道转告朱理治,要他向中监委提出申诉。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作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纠正了上述1942年“两个不合事实的说法”,并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文件并没有能向下转发,致使党的许多同志始终不了解这一情况。

1983年3月,朱理治逝世5年之后,他的夫人苏菲鉴于一些书刊仍沿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的不正确说法,上书邓小平,希望中央组织部能将1959年中监委的审查意见转发给党史研究和宣传文艺部门。同年5月21日,邓小平批示:“请中组部办理。

”中组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于1984年2月24日向党内发出了第4号《案情复查通报》即《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进一步纠正了过去结论中的不实之词,肯定他对陕北错误肃反“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并指出,朱理治同志“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党”;同时强调“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

至此,他的这段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在腥风血雨中投身革命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1907年7月25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余西镇。

朱理治自小天资聪颖,故得私塾老师竭力推荐,由有钱的族叔供他上学。在南通师范第一附小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使好学多思的朱理治第一次受到了民主与进步思想的洗礼。

1922年,朱理治考入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他发奋求知,考试分数总是全班第一。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在南通引起了很大震动。朱理治和班上的进步同学一起走向街头,走向农村,高呼反帝口号,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向人民群众宣传爱国道理。

为了表明他的一片爱国热忱,他给自己取号“慕飞”,决心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在爱国斗争中奋勇向前。

    1926年,朱理治读完高二即以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7年4月,经余冠英介绍,朱理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在北方,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屠杀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刚刚入党的朱理治,坚定勇敢地迎接了这场斗争,不久就被选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1927年10月,朱理治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西郊区党的力量逐步壮大,党员发展到近400名。

党的组织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 1928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在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下,组织了以四大铁路工人为主的全市性大暴动。

结果,中共北平市委和城区的几个区委都遭到敌人的破坏,惟有朱理治领导的西郊区委没有暴露。市委和几个区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找到朱理治,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朱理治为书记。不久,中共顺直省委派人到北平成立了新市委,朱理治被选为市委委员。

    1930年7月,北平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后,朱理治前往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1931年7月,朱理治调共青团中央工作。

当时,团中央书记是凯丰,朱理治除任宣传部秘书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外,还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中共党团会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和各界人士奋起抗议日本侵略罪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将士,朱理治代表共青团中央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

1932年2月至5月间,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两次去厦门和福州,巡视党和团的工作,并协助选送一批干部去中央苏区工作。

7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4年3月,中共中央调朱理治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这时他虽然年仅27岁,但已经由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了。

到天津后,他见到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孟坚,并被组织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孟坚被免职后,朱理治便代理省委书记。到1935年2月朱理治离开中共河北省委前,河北省的党组织已从被“左”倾错误影响而遭惨重损失的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党员数量达到4000多人。

    受命领导陕北根据地     1935年3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通知朱理治,要他到陕北工作。

朱理治于5月初动身,7月初到达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不久,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来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工作。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派聂鸿钧到陕北,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朱理治又以代表团书记的名义活动;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陕甘晋省委。

9月21日,省委在永坪镇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省委领导班子由朱理治、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刘志丹、高岗、马明方等9人组成,朱理治任省委书记。

    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即组织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为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中共陕甘晋省委和十五军团召开了联席会议,在朱理治的主持下讨论了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同志对先打高桂滋、井岳秀的部队还是先打东北军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朱理治采纳了徐海东、刘志丹等的正确意见,并提出了围甘泉,打援兵的建议。结果,在劳山打了一场漂亮的埋伏战,消灭敌110师大约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部队从这次战役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电报,说:“有一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有窜陕北模样。

”前方负责同志给朱理治写信,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迎接中央红军。朱理治同郭洪涛及在后方养伤的程子华等商量后认为,电报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陕北苏区的话,已经到了;现在没有到,那就是已去别处;因此,不如继续向南进击,调动西安之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十五军团仍在苏区边沿,敌人也不敢乘虚冒犯根据地后方。

十五军团随即出兵南下,攻打榆林桥,调敌北移,牵制敌人,以保卫苏区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打下榆林桥后,仍没有中央红军的消息,朱理治便给前方写了一封信,要前方“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并于1935年11月在吴起镇找到了中央红军。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吴起镇东移后,中共陕甘晋省委即派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前往迎接,在甘泉县下寺湾向中共中央常委汇报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     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1935年9、10月间,在陕北根据地发生了错误的“肃反”。

在这次运动中,不仅错杀了200多人,而且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夕,逮捕了刘志丹等红26军及陕甘边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次错误肃反,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造成的后果。当时,朱理治是中央北方局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在政治上负有主要责任。

但他的错误性质,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和上级对肃反的指示,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与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

虽然如此,但他“在后方始终没有杀过人”,而且当他察觉肃反搞错了时,立即表示:“宁愿放了刘、高挨骂,也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并派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到前方,制止继续捕人、杀人,并要郭洪涛转告前方负责同志:“后方没有掌握刘志丹、高岗反革命的证据,如果前方也无证据,准备将他们释放。

”后因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由中央直接处理了这一事件。     朱理治本人对他在陕北期间的这一错误,一直表示非常愧疚。

1935年11月,他到下寺湾与中央会合,一见到周恩来、罗迈、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就主动承认:“这次肃反有错误,刘、高不是反革命。

”在这以后,他又作过多次深刻、诚恳的检查。     经营边区金融业     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于此危难之时,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于1941年3月14日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朱理治于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

由于多年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对于朱理治来说,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加上由于1935年9、10月间,在他担任中央和北方局驻陕甘代表团书记及陕甘晋省委书记时,曾发生过错捕刘志丹、高岗等人的事件,所以他一度担心在边区不好开展工作,对就任边区银行行长犹豫不决。

但当中央作出正式决定后,他便严格遵守组织安排,接受了任命,并向中央表示将恪尽职守、做好工作。

    朱理治到边区银行甫一就任,即行努力研究经济工作,提出,作为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商人意识不可有,商人技术不可无”。

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找来《资本论》、《论国家银行》和《货币信用论教程》等大量专业书籍,抓紧时间潜心研读。同时组织全体干部加强业务学习,使边区银行的金融理论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包括金融方面的各种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完成好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朱理治通过各种渠道延揽人才,加强边区银行的力量。

为了广招人才,他不惜采取“重金收买”的办法。当时,陕北公学的余耀泽、农学会的方粹农等人,作为边区金融界的骨干力量,是许多军政单位想调入的优秀人才。得知这一情况后,朱理治亲自出面,多次与他们谈心,表示边区银行的诚意,最终用“贷款”的方式将余耀泽、方粹农等人“买”进了边区银行,并签订了合约。

经过朱理治的努力,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总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也在边区传为佳话。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1937年10月1日,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成立的,在当时并没有公开,主要经营光华商店,实际上只是一个财政支付机关。朱理治担任边区银行行长时,正是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向国家银行转变的开始。

值此危急时刻,他临危受命,辛勤工作,通过建立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得陕甘宁边区银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朱理治任边区银行行长的短短两年,即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也是最活跃的两年。《解放日报》每月总要有四、五次报道边区银行的文章、新闻或业务广告,边区的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1942年10月,中央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对朱理治在1935年9、10月间陕北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高岗不是着重分析当时错误发生的客观环境和思想根源,而是无限上纲,硬说肃反事件错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朱理治个人的阴谋陷害,还编造说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等等;尤其是当他的哥哥在市场上做黑市买卖被查处后,更是指责朱理治对西北局闹独立性。

在这种背景下,朱理治被免去边区银行行长职务。此后,朱理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1943年3月调中央党校学习,离开了他经营了两年多的边区金融事业,并于此后不久离开了他为之战斗达八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