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栗裕 战神粟裕:深度揭秘共和国十大将之首戎马生涯
在频繁的作战中,机会到处都是,唯一的条件是,你还活着。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粟裕升任师长。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已经是红十一军参谋长。
即使在苏区和红军的鼎盛时期,战争的天平也并非完全一边倒,胜利的一方有时亦需付出不小代价。在战斗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弹打中,而且正好击中动脉血管,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当场就昏了过去。
送到军医院时,为避免感染,医生主张将左臂踞掉。
只剩一只胳膊,打仗该多不方便。粟裕对医生说:“即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
最后没锯,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残疾,活动无法自如,仅能帮助右臂做一些辅助性动作。
由于缺乏医药,伤口痊愈很慢,当粟裕伤愈出院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早就改编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便是寻淮洲,粟裕出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现为,参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从数量、战斗力、武器乃至战术都有了极大改进。
过去讲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好像就赖一个李德,粟裕却很坦白地承认,这次敌人非常强。
战场上首次出现了飞机和坦克的影子。蒋介石原来并没有飞机坦克的成型化特种部队,是受了长城抗战失败的影响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的。这些特种部队当时连雏形都算不上,作战能力很弱,地空协同、步车协同更是无从谈起,不过做个样子罢了,但它对红军的心理威慑作用却着实不容小觑。
有个号称“游击健将”的红军团长,从未见过飞机集中轰炸的场面,当敌机投弹时,忍不住失声惊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动的坦克一共才两辆,而且都是轻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为从没有见过,大家全都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拿这两铁家伙怎么办,结果一个师的阵地眼睁睁就被坦克给冲垮了。
打得顺时无所谓,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顺了,其他弊端也会慢慢暴露出来。
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军团开欢迎大会,请刚上任的乐少华作报告,恰巧粟裕从战场回来,寻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乐少华在台上看见了,便拍着桌子大骂:“他妈的,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乐少华还不认识粟裕,他骂骂咧咧,是要当众给军团长难堪,以便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很快,矛头又转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队打退并消灭了一股敌军,他亲自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所,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寻淮洲和乐少华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一听,这正是乘胜穷追的好时机啊,马上说:“好,好,好。”
乐少华没有吱声。粟裕以为他同意了,军情紧急,转身就走,不料乐少华突然跳起身来大叫:“站住!他妈的,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吗?回来,回来。”
寻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从,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中央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乐少华才闭口不言,但他随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长期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把粟裕当成了寻淮洲的人,一意打击报复。说粟裕反对某制度云云,不过是挂神圣之名,行猥琐之事罢了。
在这里,对错并不重要,站队最重要,粟裕其实就是站队没站好,不会顺风使舵而已,他后来吃的许多苦头,可以说都与此有关。
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