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后人 赵烈文对西方的看法 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
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人类大概都有窥视他人内心隐秘的癖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相互凝视,都希望能深入到对方的内心深处去看个究竟,真可谓是相看两不厌。
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精神,这真是一个既新鲜又古老的话题,古老得我们不得不再次走进故纸堆。在它的角落里撒落着千百年来形形色色的西洋人留下的目光碎片,将这些目光碎片连续起来,便足可以延续好几个世纪。从这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里,他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从他们的目光里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温和的异教徒 我们常说两人相.....[展开]
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人类大概都有窥视他人内心隐秘的癖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相互凝视,都希望能深入到对方的内心深处去看个究竟,真可谓是相看两不厌。
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精神,这真是一个既新鲜又古老的话题,古老得我们不得不再次走进故纸堆。在它的角落里撒落着千百年来形形色色的西洋人留下的目光碎片,将这些目光碎片连续起来,便足可以延续好几个世纪。
从这延续几个世纪的目光里,他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从他们的目光里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温和的异教徒 我们常说两人相见第一印象最重要,那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在柏朗嘉宾眼里,中国人都是些友好的异教徒。
在马可·波罗眼里,中国人善良恬静。 在门多萨神父眼里,中国人温文而有礼。 看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并不赖。 虽然西方早在公元前就有了关于会养蚕织丝的东方民族的的种种传说,但他们真正与中国人接触还是在十三世纪左右。
历史记载中那时至少有100位欧洲人到过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是教士,还有商人。他们的游记、书信、记述中的蒙古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人的形象,是欧洲中国人形象的起点。
中国人首先是以异教徒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里的。那时的西方人都是些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眼里,中国人虽然享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无一例外地都是异教徒,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1245年,方济会修士柏朗嘉宾受教皇指派出使鞑靼,回国后,他写出《蒙古行记》。在著述中,他提到一个叫“契丹”的国家,“那里居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他发现“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他们“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
而那却偏偏又是一个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世上竟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接受基督的洗礼,但却在享受着西方人也不曾享受的美味与华服。这让西方人难以置信,极为震惊。
门多萨神父在其《大中华帝国志》中不无悲痛地写道:“最令基督徒伤心的是,在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度里,聪颖灵巧的人民竟因为不懂上帝的真理而变成愚昧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把一些人尊为圣人,也拜魔鬼,他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困惑,甚至陷于深深的沉思而不能自拔。” 对中世纪那些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来说,异教徒就是他们的死敌,柏朗嘉宾和门多萨的话已显露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敌视,这种偏见与敌视深埋于思想的深处,它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巨大差异性,而不是个人的好恶。
但是一回到世俗的视角,中国人的形象立即变得美好起来。中国人虽是异教徒,但他们却不同于基督的死敌撒拉逊人、印度的魔鬼,他们是温和、友好的,他们有着优良的文化、很高的素养和美好的品质,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他们是与欧洲人最为接近的。
柏朗嘉宾在批判了中国人的异教徒行径之后又补充说:“他们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
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从这里我们似乎听不出太多的仇恨的声音。不仅不仇恨,甚至还有几分赞扬之情呢。
与传教士不同,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更具世俗色彩。在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里,通篇都是对中国人的赞美。他写宋朝的皇帝“性情温和、行为仁爱”。苏州人“民性善良怯懦”,机智能干,具有商业才能。
杭州人“性格和平”,“民性恬静温文”,品德忠厚,邻里间友好和睦。友善好客,“对那些来这里经商的异乡人,也一视同仁,竭诚相待,随意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表示友好。” 男女间相互敬重,“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示很大的尊重,没有妒忌和猜疑。
”中国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乐园,生活在这个乐园里的中国人个个都品性良好。 西方人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中开始走近中国人。显然,从一开始,中西之间巨大的宗教文化差异便已显现了,这种差异性是带有根本性的,这意味着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
另一方面,一旦除去这种意识形态的藩篱,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便立即明亮起来,甚至对中国人有几分亲近与迷恋。
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人的描述虽然半真半假,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却似乎一直影响到后来。在以后的岁月里,西方人对中国人或赞扬或怒骂,种种矛盾与纠缠在这时已有了预示。 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有一个由传说到现实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有两部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便是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和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1583年,教皇十三世授命虔诚而又学问渊博的门多萨神父编写一部中国历史。
这位神父可称得上是一位中国迷,他终生的愿望便是能亲自去中国,却始终未能如愿。但看来主对他还是眷顾的,他被授予写作中国史的使命,两年以后,《大中华帝国志》出版了。
《大中华帝国志》的出版是欧洲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提供了系统而充分的中国地理、历史的知识,并树立起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的一种新范型。 为了福音更好地进入中国,门多萨神父在其著作中尤为关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书中叙述了中国人的外貌与秉性,中国人都身体健康、心灵手巧、聪明开化。“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勤劳而工巧”。中国人有自己的人生观,“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他们有一套自己关于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的看法。
”中国人自足乐观,“他们是个喜欢宴乐的民族,什么时候都避免悲伤。”中国人不喜欢战争,“中国人有一条法律:既不在自己的国家挑起战争,也不侵略别国。”书中详述了中国的婚礼、丧礼、节庆中的各种礼节。
书中也写到了中国人的酷刑与迷信。《大中华帝国志》在欧洲广为流传,中国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了。 1615年《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以其亲身经历详尽描述了中国人的形象。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勤劳、多才多艺、温文有礼、尊师重教。同时也指出他所见的中国陋俗,诸如迷信、算命、炼丹,溺婴鬻女,酷刑枉法以及中国人普遍的多疑与怯懦。 在中国的长期生活使利玛窦有机会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对中国人的认识在当时也时最为客观与全面的。
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17世纪的欧洲文化不需要这样一个过于庞杂不清的中国人形象。那些试图开启人类理性之门的思想家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理念,至于它是否真实则无关紧要。
二、中国人成为理念 泰戈尔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 孟德斯鸠说,气候使中国人变得懒散、怯懦,中国“是世界上是会欺骗的民族”,“中国人贪利之心极浓”。
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中国人吗?是与不是,真实不真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这样一个合乎西方人思想的理念。
呵,无论是推崇还是贬低,都只不过是一个思想的幻象。 17世纪最后20年里,一个孔夫子的中国出现在西方。 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一书在巴黎出版。
其中包括孔子小传、《论语》、《大学》和《中庸》一些篇章的节译。此书风靡一时,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孔夫子的思想。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在其后的一百年的启蒙运动中,人们发现中国人的思想竟成为思想家们行进的队伍的一面耀眼的旗帜。孔子的礼制、孟子的仁政,儒家哲学所代表的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明,此时都成为欧洲的文化理想。
白晋神父在《康熙帝传》中将康熙帝描绘成空前伟大的君王,他具有完美无缺的德行与智慧,公正、勤勉、节俭、仁慈、好学而知识广博。1669年,约翰·韦伯著文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效法古代中国施行仁政。
1721年,德国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做了“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在演讲中,沃尔夫高度赞扬了中国儒家精神以及历史悠久的道德智慧与治国才能。 于是,西方人在对中国理性的向往中,把中国人当作学习、模仿的对象。
在法国,18世纪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德操高雅。1756年春分那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模仿康熙皇帝,扶犁扬鞭,下地耕种,昭示百姓勤奋劳作,以慰天灵。
在这巨大的思想光环的环绕下,中国人变得几乎完美无缺。 伏尔泰曾以热情的诗句歌颂中国的哲人王: 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 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别来吾邦, 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 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 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 他还改编了一出中国的戏——《中国孤儿》,以阐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
他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 但是,中国人的完美形象并没有维持太久。到18世纪后半叶,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们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时,否定的力量也同时出现并开始强大。
1763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古老、僵化、衰落、残暴。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在这样的国家里的中国人人性邪恶,没有荣誉感。中国的气候使中华民族趋向于懒惰涣散、懦弱顺从。 他对中国的礼教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推翻了礼教也就推翻了一切。
恪守礼教并没使中国人变得诚实可信,“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人“贪利之心极浓。”在那个时代,对中国形象的否定要以孟氏为甚了。
黑格尔则说,“历史必须从中国谈起”,可中国停留在历史之外。在中国,个体没有独立性和自由。中国民族的性格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
中国人的精神一时成为西方人借以论证自己的思想的活例子,开明君主制的倡导者还是革命主义者,无论是重商学派还是重农学派,都能从中国人身上找到或正或反的证据。 不过事实上,在这些思想家的阐述中,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中国人都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是现实而存在。
正如培根所说,人类的意愿与情感随时随地干扰人的理解力,人们希望什么是真的,就会相信什么,甚至会为自己的愿望而拒绝真实的经验。此时他们所叙说的中国人已离现实中的中国人相去甚远了。
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曾经影响历史进程的思想巨人,真也好,假也好,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看似理性的分析无疑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从天堂到地狱 13世纪末出现的《马可·波罗游记》里的中国人温文尔雅,道德高尚。
而到了19世纪末史密斯写作《中国人的性格》时,含有贬义的“中国佬”一词已根植于西方人的语言之中,“‘中国人’这一恰当的词却被排除在外”。 500年时间,真可谓是沧海桑田,中国人对西方人由蔑视到仰视,而西方人对中国由仰视到蔑视,这变化是何等的巨大,又是何等的悲哀!
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愚昧,要求别人对我们始终保持崇拜与仰视,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终于,历时两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情在一场革命之后荡然无存,突然到来的革命打破了开明君主制度的美梦。一度辉煌的中国形象完全黯淡了,丑化了。令人吃惊的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前后差距竟会如此之大,中国人突然就从光明的天堂掉进了黑暗的地狱。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遭遇“跪礼”之辱,出访无功而返。关于中国人的恶劣印象得到“现实的”证明并迅速在西方传播开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开始改变了。
同一年,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这概述》中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平庸、屈辱、充满偏见的民族。在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中,中国人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 中英首次交战,中国一触即溃、俯首求和的现实,使中国的声誉一落千丈。
此后,许多西方人处处以十足的优越感自居,傲慢地对待中国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流露出轻蔑的神情。1842年英国海军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自大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
鸦片战争,西洋炮舰战胜东方刀矛的必然结局,“天朝上国”败于“蛮夷小邦”的现实,引起了中西双方彼此在认识对方的观念上发生了逆转。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西海岸掀起排华浪潮,“黄祸论”盛极一时。1876年美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前往旧金山取证。事后集成由100余人的证词组成的长达1200余面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其中我们看到人类最可怕的种族歧视与仇恨。
问:从社会方面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比非洲种族更优秀的种族? 答:不,先生,他们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
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问:据我了解,你刚才是说,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认为,再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
这些人(中国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罪恶的顶点,达到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 就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说中国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
”在那时的美人眼里,中国人是天生的低等动物、奴隶、乞丐、残忍的恶棍。那时有关中国的历险小说总是演绎着同样的警察与歹徒的故事。恶棍总是中国人,他们凶残狡诈、无恶不作,总是试图绑架污辱白人妇女。
危急时刻,白人英雄出现了,最后将中国恶棍绳之以法。在十九世纪及其以后的西方文艺作品里,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已很少出现了。 至19世纪末史密斯写作《中国人的性格》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称呼已无一不是含有贬意的“中国佬”了。
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人看不起,这真是每个人都应牢记的至理名言。四、解剖中国人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永远是一个迷;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
”一个世纪以前,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中国没有真相,也没有事实。”70多年前的美国人如是说。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德行”?西方人迷惑不解,他们试图解剖中国人。 说来也奇怪,在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少的时候,在世界上却悄然兴起了汉学。西方人曾从马可·波罗那里听说一个神话般的契丹人,在门多萨那里将信将疑地得知一个半传奇、半历史的中华帝国的臣民。
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君主,宗教宽容、以及孔夫子的智慧,都曾令西方人困惑、仰慕、惭愧。
而在英国海军军官安逊笔下的中国人狡猾、肮脏、堕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形象变得丑陋不堪。中国人究竟怎样呢?有关中国人的争议在西方冷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西方人重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人,这次他们把焦点集中在了中国人的精神层面,试图以真切的实地考察和理性的思维去解剖迷一样的中国人。
利希霍芬,德国地质学家,1861年首次来华,后来得到上海英国商会赞助,在中国内地作了七次考察,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最后著成《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六卷本。
中国人自古夸耀自己地大物博,到头来自己的第一本人文地理书却是由一个西洋人来完成,这不也是很可悲的事吗?利氏对中国人没有一概而论,在书中他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的人的性格特点。
他写浙江人的柔软、湖南人的军事精神、江西人的小家子气、山东人的朴实和善,凡此种种,无不细致入微。 阿瑟·史密斯,美国入华传教士,汉名明恩溥。他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又被抢购一空。
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人。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暖昧性。
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不仅影响了西方人 对中国人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中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认知。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曾专门点评过此书,中国后来所出现的对国民性的反思思潮,与此书的影响不无关系。我们后来常说中国人“死爱面子”、“因循守旧”、“知足常乐”诸如此类,殊不知,这些有关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概括性的语言却是出自于100多年以前的一个西洋传教士的笔下。
大概受了《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影响和义和团运动的刺激,至20世纪初,在西方,有关解读中国人的著作多了起来。
麦高温,英国传教士,1860年来华,他精通汉语,著有《中华东帝国史》、《华南写实》等著作,1909年,其所著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出版。
这是作者关于中国文化的代表作,纪录了清末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况。其中对中国人的观察角度刁钻,三教九流、风俗习性,尽入笔下。虽然书中不无中国人的灰暗面,但调子已开始变得明朗,“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
”我们发现,即使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一谈起中国人的精神与品质,仍不乏赞美之情,这或许正是中国人精神的魅力所在吧。
其后,又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罗斯所著的《变化中的中国人》问世,书中主要纪录东西文化在中国的冲突,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予以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价。 第一次次世界大战使西方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机,西方在没落,而东方文明或可成为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能与西方文明相区别、相冲突的文明也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了。
在这样的背景与视野之下,中国人的精神似乎有再次放出异彩的征兆,中国人的形象似乎要变得光明起来。
罗素访问中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并著《中国问题》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异同,杜威、内山完造纷纷评说中国人。 1920年10月罗素抵达上海,他是带着寻找人类精神的新希望的理想来到中国的,他说,此行“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
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我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他比较中西方的文化,认为“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
”他来到中国,从中国的苦力身上发现了“下意识的美感”,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发现了西方所缺乏的“生活的乐趣”。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中国人的麻木,但他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优点,在他眼里,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
” 罗素的这些赞美之词使我们感觉似乎又回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所不同的是,此时,西方人对中国人已有了几百年的接触与了解的历史。
我们不能说这些西洋人对中国人的描述与分析是没有偏见,是完全准确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剖析的深刻。在他们之前,恐怕还没有哪个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性格与精神有如此详尽与透彻的认识,至少从留到后世的书本中我们找不到。
五、说不尽的中国人 山重水复疑无路,中国人的变化太快,西方人两眼迷朦,总也赶不上趟。 改革开放、全球化和 “中国热”使西方人再次获得近距离观察中国人的机会,正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赞扬与贬低、“威胁论”与“破产论”,在这山重水复间,历史似乎又来了一个轮回。 呵,中国人,真的是永远也无法将你道尽。 二十世界的中国和世界,世事纷乱,西方人头脑里的中国人形象也是杂乱无章的。
学者们在赞扬中国人的美德,而在老百姓的脑海里,拖着长鞭子的肮脏、卑贱的中国人形象还久久不能挥去。人就是这样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动物,一旦对某个人留下了某种印象,这种印象就很难再改变。
看似已比较清晰的中国人形象,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又变得迷雾重重,让西方人困惑不解。 二次大战,中国突然成了美、英的盟友,蒋介石的大幅照片被《时代》杂志刊登,宋美龄成为美国的热门人物,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畅销美国。
那个被遗望的、充满智慧与和平精神的中国人形象又复活了。 遗憾的是,蒋介石和中国战区令他们失望,当美国人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心境稍许平静下来,中国人的愚昧、腐败与无能再次成为美人官员的口头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接下来的土改、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文化大XX”在西方人看来更是一团迷雾。有如中世纪对异教徒的疯狂仇视,资产阶级政府对世界上所有的红色政权都心怀敌意。
在他们的描述下,中国人都成了疯狂的“红色妖魔”。而那时的西方学者和青年大都思想“左”倾,对社会主义中国给予同情和支持,对中国的“文化大XX”也抱以极大的热情。在他们眼里,革命的中国人是世界的希望所在。
中西隔绝,再次回到想象与虚构的年代。 20年转眼过去,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突然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彼此都感到新鲜,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的知识与理论,西方人也对中国人充满了好奇。西方人终于看到中国人与前苏联人毕竟不同,他们“终于向资本主义迈出了第一步”,他们相信中国人正在走向西方。
他们看到了中国人的某些“阴暗面”,但没有过多地指责。 但后来西方人发现他们的梦想破灭了,在一场风波之后,中国除了变得更开放,更强大,其余什么也没有发生。
90年代,中国代替了苏联成为了西方的假想敌。一时间,在一些人眼里,中国人成了西方最危险的敌人。尼克松提出中国威胁,《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等高呼“中国威胁论”的著作纷纷问世。
我们自己也想不通,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咋就成了这样,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19世纪的“黄祸论”,历史似乎又来了一个轮回。 全球化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西方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人。
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西方老百姓对中国人的切身感受。 最近报纸上一篇名为《老外看中国人美德与陋习》的文章记述了许多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 中国人对父母的关爱和对老人的尊敬更是让许多“老外”啧啧称道。
在西门子公司北京分部实习的德国学生斯文·科切纳对热心的中国同事十分感激。
他说:“他们总是十分乐意地帮助我解决任何困难。在德国,同事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这样亲密友好。”爱好旅行的他在旅途中向中国人问路,也总能得到耐心的解答。 “总体来讲,中国人友好而乐于助人,彼此之间也尽可能相互扶助。
中国也有穷人,但政府和好心人至少会给他们提供食物和避难所。在一些西方国家,无家可归者和乞丐要比这儿多得多,”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约翰·伊文说。 然而,为一家中国媒体工作的新西兰人格雷格·卫切莱则指出,虽然中国人在小群体中保持温文尔雅,在人多的公共场合却常常表现得有失风范。
在拥挤的大城市里,人们对秩序的视若无睹已经惹恼了很多“老外”。卫切莱说:“每当我排队等候上车、买票或在快餐店点餐时,总看到有人插队。
” 无论是褒是贬,至少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眼神终于变得平和了。中国在变,中国人的精神在变,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的精神也在变。 有这样一组关于西方人评价中国人的词语,虽然简略,却可看出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的大致的样子。
褒义词:勤劳、节俭、友好、好客、有人情味、工作努力;贬义词:世故、没有礼貌不文明、冷漠、虚伪、爱面子、拜金。如果要列举的话,这种词还有很多[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