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上海组织文革用美人整人
红潮导语: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日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订的方案作了布置。
1976年10月6日,随着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中国大地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对造成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进行审判的呼声越来越高。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就是这一次被推上审判台的。
对张春桥的罪行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他参与谋划上海武装叛乱。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是关系到“四人帮”能否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因为当时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瞩目,指控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可特别法庭在对张春桥审判时,遇到了难题。
张春桥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歪向一边,不看任何人,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与“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于是就来了一个冷水泡猪——死不来气,看你们法庭能把我怎么样。
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王战平、曹理周和我担任主审审判员。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与态度顽固的张春桥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眼里闪现出惊异之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用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庭审一共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作为法官,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去。
我宣读了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8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1976年11月15日的证词:“徐景贤9月21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么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面对着张春桥如此态度,审判员王战平代表法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
王战平对徐景贤说:“现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这时完全顾不了自己昔日的主子了,他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在听完了徐景贤关于根据张春桥事先的有关指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证言之后,公诉人马纯一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出示证人所讲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
法庭当庭投影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情况。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从紧张的审判中抬起头来,看着前面那块巨大的投影。
我看见徐景贤这时也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自己昔日的这两点“杰作”。
唯有张春桥,仍然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不愿抬头接受这个事实。
根据投影,我说:“1976年10月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等组织了上海民兵武装叛乱的两套指挥班子:徐景贤率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进一号指挥点,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进二号指挥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联络。这是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这是二号指挥点——东湖招待所。”
王战平问徐景贤:“是照片上的这两个指挥点吗?”
徐景贤说:“对。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即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区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我当众出示了徐景贤的这个手令,并宣读:“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万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结束,王战平问:“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对,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并说定,一切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二号点的人走后,我们听了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的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讲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去一号指挥点的路上,我在汽车里恶毒地攻击了华国锋同志,我罪该万死。当时我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那样我们就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也的确早就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这一次就发半自动步枪3。5万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当晚,我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就从二号指挥点打来红色保密电话,并指名要我亲自接电话。他说,王秀珍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接着,法庭又投影了徐景贤于1976年10月9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
我当庭宣读徐景贤的这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诉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王战平:“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王战平:“徐景贤,你继续讲。”
徐景贤看着被告席上的张春桥说:“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