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仁纪念馆大铜章 中国当代纪念大铜章的兴起

中国当代纪念大铜章的兴起货币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货币的铸造、发行与流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同货币一样,纪念章的产生和兴起,也是和当代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 纪念大铜章,作为纪念币(章)海洋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世界各国,诸如意大利、法国和前苏联的造币厂很早就铸造过。

1929年,我国也曾委托美国有关厂家制作过“孙中山安葬”纪念大铜章。然而,我国纪念大铜章的蓬勃兴起,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

1979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订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生产力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稳定,社会欣欣向荣,并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求也日益高涨。

盛世铸章,这就是我国当代纪念大铜章兴起的历史背景。1979年,我国著名的雕塑家张充仁先生设计了一枚“香港东南纺织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章,并亲自雕刻浮雕石膏型,由上海造币厂制模铸造。

这枚大铜章的正面图案为东南纺织公司大楼,背面图案由棉花与标志组成,直径60毫米,用黄铜铸造,共发行1000枚。浮雕花纹不高,用当时的一台160吨位的磨擦压力机压印。这枚纪念章就是建国以后由国家造币厂铸造的第一枚大铜章,对以后大铜章的生产,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接着,上海造币厂的设计雕刻师、工程技术人员与制模印花工人一起,陆续铸造了“鉴真大师”、“壬戌(狗)年”、“癸亥(猪)年”、“沪东造船厂”、“上海造币厂建厂三十周年”等大铜章,直径均为60毫米,材质从开始时的黄铜,改为后来的紫铜并上古铜色。

材质的改变,既有利于加工压印,又使产品富有古朴典雅格调。在花纹雕刻上,经历了一个从较低浮雕发展到高浮雕的过程。

如果说“李白”大铜章属于高浮雕试制产品(仅压印数枚样章),那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章则是高浮雕大铜章较为成功的一例。正面马克思头像在章面上高度达到5毫米左右,须经几次压印方能成功。

此后,又先后制作了“老舍”、“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高浮雕大铜章,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铜章在国内的兴起,受到钱币收藏家和广大爱好者的欢迎,不少社会知名的雕刻家都热情地参与大铜章的设计与雕刻工作。

除上述张充仁先生外,还有王克庆、刘焕章、袁运甫、潘鹤等老一辈设计雕刻家,分别设计或雕刻了“宋庆龄”、“全国美展”、“抗洪赈灾”、“陈云”等纪念大铜章。这些大铜章,不论在题材的选定上,还是在构图设计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不断完善,日益提高,因而使得中国当代大铜章的声望也不断得到提高。

在雕刻技法上,上海造币厂的几位雕刻师也充分发挥一技之长,用中国快要绝门的手雕绝技,雕刻了数枚大铜章。如叶柏林技师雕刻的“梅兰芳”与“宋人画选”大铜章,以刀功与凿子功相结合的特技精雕细刻,粗中见细,另具一种独特的风格和趣味。

随着人们对集邮、集币收藏兴趣的不断扩大,到80年代后期,收藏各种纪念章的热潮在社会上悄然崛起。

为了满足广大收藏家和爱好者的收藏需求,生产发行单位采取了多种手段,以提高纪念大铜章的鉴赏和收藏价值。如采取限量铸行,配上带有编号的“鉴定证书”或“说明书”,并在证书上盖章或签名。有的在铜章的边沿上也打上编号,还有的请权威部门监制,请名家题字等等。

在大铜章的造型上也开始有所变化,力求突破。如在大铜章上方加上有罗纹的罗眼,再配上绶带,成了奖章、奖牌。“第十一届亚运会”奖牌、“宋庆龄奖学金”奖章等皆属此类。

又如“丁福保”大铜章,在下端加上一个能活动的底座,可以站立陈列。在外包装形式上也不断变化,塑料盒、植绒盒、木盒、皮合、仿表盒等都被广泛采用。铜章的幅面也越来越大,1995年末,上海造币厂试制了一枚直径为80毫米的“十二星座生肖”大铜章。

因为幅面辽阔,就可容纳恢宏的场景和更为丰富的内容。近年来,双金属镶嵌型、多边型和超高浮雕型大铜章也逐步面市,或在试制之中,呈现一片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局面。

从1979年的“香港东南纺织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章起,到2003年非典大铜章止,这24年当中,上海造币厂生产的纪念大铜章品种出得不算多,而且由于每个品种的数量也不大,因此,能为收藏家和爱好者收藏到的品种和数量更少,特别是一些庆典专用的纪念大铜章,一般爱好者更是难以问津。

即使在上海造币厂,个人收藏较多的能够集藏50枚到80枚以上者也是寥若晨星。 时代在前进,上海造币厂在前进,纪念大铜章也将会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推动下,不断推陈出新,放出更加鲜艳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