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城市社会学 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社会管理与建设

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李怀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上海200433;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兰州730070)

要】文章归纳了空间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经典社会学家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空

间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经由齐美尔、韦伯、芝加哥学派、列斐伏尔、桑德斯、卡斯特、哈维、索亚、戈特德纳、福柯和吉登斯等著名社会学家的论述,空间视域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

资本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个方面对转型中国社重要问题。作者借鉴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从权力逻辑、

会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空间分化;理论传统;现代启示【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0)02-0012-06

一、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产生:从齐美尔到芝加哥学派

齐美尔是第一个对空间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社会学家,其关于空间分析的精辟之处在于提出了空间的五种属性,即空间的排他性、分割性、固定性、接近或远离性和制约性。[1](P246-310)齐美尔认为,不同社会主体占据着不同的空间区位,这些空间不是铁板一块,而是被分割开来并有着固定边界的单元空间,每一个单元空间内的行动者遵循着相同的交往规则,界外的不同主体及其社会关系想要介入,就必须与界内主体进行互动,这种互动是个体的或群体的,不同单元空间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会降低空间分化或社会分化的程度。

在齐美尔看来,空间的排他性和分割性亦是空间理论的基本属性,是研究城市空间格局变迁的基点,也是空间的固定性、接近或远离性及群体流动性这些属性的前提和基础。

齐美尔进一步指出,空间分化与社会分化往往交织在一起,空间的社会属性要高于其自然属性,空间的社会属性才能彰显空间分化或社会分化的本质。尽管齐美尔关于空间的分析还是高度抽象的,但他对以上空间的含义及其品质的论述为以后空间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

社会学家韦伯虽然没有对空间现象做专门的社会学分析,但其却论及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财产和企业资产的分离与“私有空间”和“公有空间”分离的关系。他在对科层制的研究中尤其指出,亲属关系和公共决策、私人财产和集体资金、家事和公事的分离,使得科层制的非人格化得以运作。

[3](P236)换言之,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是现代化大城市形成的经济基础,家庭财产和企业资产的分离是现代化大城市形成的必备条件。科层制的非人格化运作使得大城市这台“机器”得以良好运转,从此出现了现代化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私有空间”和“公有空间”并行运作的局面,这也让城市社会的个体成员对大城市中的空间分化有了“私域”和“公域”的不同感知与体验。

在空间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初期,真正把空间

收稿日期:2010-04-12作者简介:李怀(1970-),男,甘肃环县人,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西北师范大学社会

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08JHQ0018)、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

(0901-1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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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经验研究的是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试图从空间的视角来揭示城市社会中的人与城市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主要研究城市中的人与社会机构的地理分布和形成过程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和规律,着重讨论不同人群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的社会原因和非社会原因,由此产生了社会学史上的第一个学派———人类生态学派(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的产生意味着一个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学”学科的诞生,也正因为芝加哥学派的存在,使20世纪初叶变成了城市社会学的“黄金时代”。芝加哥的大部分学人期望发展出一种空间模型能将城市中人的活动过程揭示出来,代表人物有帕克、伯吉斯、麦肯齐。

帕克是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旗帜和灵魂人物,他在1915年发表的《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开明宗义地指出:城市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

——诸如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种社会设施—

话等的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机构人员等的简单聚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构成的整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每一部分,每个角落都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当地居民的特点和品格。城市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浸染上当地居民的情感。其效果便是,原来只不过是几何图形式的平面划分形式,现在转化成了邻里,即是说,转化成了有自身情感、传统,有自身历史的小地区。

[4](P1-5)换言之,在帕克看来,城市发展过程中会自然形成带有历史烙印和不同文化特征的邻里空间区域,这些地处城市内部的不同空间区域分布,犹如大自然中不同种群之间所占有的空间区域一样,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属性的,同样符合普遍的生态学原理。

伯吉斯提出了城市空间分布的“同心圆”理论,认为每个城市都有他的生态布局,这个布局是依同心圆的格局组织起来的。一般来讲城市的中心是商业区,然后是过渡区(商业和轻工制造业、移民、贫民居住区)、工人住宅区、高级住宅区、往返区等依次排开。

如果说伯吉斯以“同心圆”理论描述了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那么麦肯齐则以“集中”和“离散”两个概念探讨了城市社区的空间过程。“集中”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向某一地区聚集,使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主要表现在向少部分地区的社区运动过程。“离散”则是指相反的社区运动过程,即人口向更广大的地区扩散,集中与离散相互联系并存,是人类居住生活发展中互为补

充的两个方面。[5]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对后来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范例。

从上所见,齐美尔从宏观的角度对空间及其特性进行了论述,但齐美尔的观点缺乏具体的历验或实践分析。后来的芝加哥学派则使齐美尔的这种“虚无缥缈”的“空间”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了最切实

——城市,让我们对空间有了更为直观的了的载体—

解。尽管如此,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空间的分析还处于一种描述化阶段,其理论也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在这一阶段,空间问题并未完全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城市的不同空间分布“似乎是一种外在于社会的给定的背景,社会行动之特征及其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适应或者利用。”[6]

二、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发展:从列斐伏尔到戈特德纳

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与伯吉斯等只从技术决定论和均衡适应的角度考察了城市的空间模式,对空间模式背后的社会动力缺乏深入探究,更多的是进行生态的类比和经验的描述。[7]如此,芝加哥学派的古典人类生态学家缺乏的是一种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互动的复杂辩证分析。

20世纪70年代是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列斐伏尔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成就:(1)他通过对马克思“社会生产”概念的发挥形成了自己关于空间生产的感悟,认为社会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这样,空间变成了一种生产资料,一种消费对象。空间已不再只是马克思笔下的物质生产的容器和器皿了,而是已介入于“自我生产之中……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8](P180)(2)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具体空间”和“抽象空间”,为社会空间的研究建构了一种类型学。所谓“具体空间”,是由位居某些基地的自然片段构成,这些基地是因其固有特质而被选取,它是血缘、土地及语言的纽带之产物,其仅有使用价值,相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9]“抽象空间”指具体空间被国家机构或商品生产所占用而包含了某种社会关系属性的空间,如私人占有的土地便属于包含社会关系的“抽象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构建了一种“抽象空间”,这种空间“没有独立的社会存在”,他解释这种抽象空间是一种“可视的—几何形态—阳性的空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象征和构成,已经有效地占据了过去历史形成的具体空间。[10](P23)

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转变成了商品,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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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符号,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空间的再生产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些矛盾,从而维持和延续了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

社会学家卡斯特对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的人文主义立场进行了批评,认为列斐伏尔关于城市社会的认识是乌托邦式的。[11](P168)在卡斯特看来,列斐伏尔“把空间看作是创造性自由这一人的属性的作为,是人的愿望的自发表现。”[12](P92)卡斯特指出,空间本身只是一种物质要素,它必须和社会其他物质要素与历史行动者发生关系,既“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之间存在一致性”时,[13]空间才能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和功能。

卡斯特在其代表作、也即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城市问题》中认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系统、统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做成的,其中经济系统起决定作用,经济系统本身由自由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资本家三要素构成。

[14]具体来说,构成社会结构的这三个系统在城市体系中分别以城市管理、城市符号体系和由生产、消费、交换三方面组成的经济过程表现出来。城市空间不仅仅是整体系统即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而且还在整体系统的关系中扮演着特定的功能。

[15]而在经济过程中最主要的要素是消费,由此,卡斯特引入了“集体消费”的概念对空间进行分析,随着城市化对空间结构的改变,农业社会中的一些如房屋、交通工具等之类的私人消费,逐渐演变为以国家为中介的集体消费,如住房、社会福利、教育、交通设施等都成为社会公共事业。

这些集体消费资料,任何私人资本都不可能独立兴建,只有通过国家的介入,直接干预公共事业的生产、分配、管理与消费的组织过程才能提供集体消费资料。

[16]同时这也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生产的消费。而在资本主义城市中,一个基本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必要消费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政府对集体消费品的干预有利于个人,却与资本家构成了冲突,但本质是有利于私人资本的:政府对劳动力再生产承担的责任越多,意味着资本家雇佣劳动力的工资成本越低;政府对公共领域投入的越多,就越有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

这不仅因为政府通过对非盈利部门的投资保障了私人资本的利率稳定,还因为它为私人资本寻求新的投资空间提供了基础。[17]当政府通过投资鼓励这些产业时,城市空间就会扩张。但政府的这种持续投资会导致其陷入财政危机,政府不得以又会回笼资金,缩减对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这时城市空间便会萎缩。

社会学家兼地理学家哈维批判地吸收了以上二者的思想,他认为空间组织不仅具有其内部转

型和构建的自身法则之独立结构,而且体现在更为宽泛结构里的一整套关系的表述。[18]哈维指出,“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19](P306)他分析了资本运行和城市过程的关系:城市是由一系列物质结构组成的人造景观,如道路、码头、工厂、住房、学校等。

这些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积累的需要。[20]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理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21]哈维在分析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变迁时,使用了“时空压缩”的概念,认为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经济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断加速周转,这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人们对时空的感受,而空间的障碍也因为劳动分工和货币流通的国际化而崩解。[22]

后来,社会学家兼地理学家索亚在列斐伏尔的启发下提出了“第三空间”的重要概念,认为城市生活的空间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化的,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23](P2-3)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索亚用“社会空间辩证法”阐明了他对城市空间的看法。

他认为,“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的规律,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他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这种关系同时是社会的,又是空间的。

”[24]索亚进一步指出,在划分有统治和剥削阶级的社会结构与划分为中心和边缘的空间结构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由相同原因引起的(资本主义组织),表达了相同的事情,同时又相互塑造,[25]其核心是“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是社会的物质构成”。[26](P3)

马克·戈特德纳在批判和综合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等人的空间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社会空间视角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过分重视技术作为变迁主体的推动力,认为城市空间是要受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更确切地说,社会与空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下运行;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27]

在这一阶段,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严密而完整的空间理论体系,围绕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展开的一系列空间论述,一方面,使空间理论更加完善,脱离了边缘零散的状态,另一方面,把空间理论运用到城市问题,使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成熟:从福柯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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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斯

在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著名社会理论家福柯与吉登斯从权力的角度对空间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福柯在其名著《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从空间视角对权力支配的场境关系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一种机制本身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28](P156)如兵营、学校、工厂、医院都是采用纪律来控制人的机构,而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

为了实现对人的空间分配以达到规训的目的,需要几种技术,其中之一就是运用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如学校、工厂、医院等。

“再依据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在空间中分隔出诸多有不同用途的单元,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实体或因素,规训空间也往往被分成多少段”,并运用层级序列在群体中建立起秩序,“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

在很长时间,这种层级监视的空间结构,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由此,一个建筑不再仅仅是为了被观赏或是为了观看的外表空间,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微的控制———使建筑里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通俗地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的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

[29](P160-164)

吉登斯也是从权力与人际互动的角度切入空间议题的。[30]他关于制度化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结构与能动者之间的论述指出:“在不同时—空中具有某种规定存在方式的社会体系,是由行动者或行动者组成的集体各自的自主性与相互之间的依赖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的。

因此,他们就总称为‘权力体系’,或者总是表现为支配形态。因而在此所描绘的支配形态,就不能化约为单个能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和决策。权力是那种能够用以有效地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甚至是决定他人在何处能争夺这种决策权的能力,他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

”这种权力的制度性调配使“使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展现出来,而正又是制度使那种深深地内嵌入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得以呈现。”[31]在这里,吉登斯在时空的框架之下对权力进行了论述。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认为,“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着

结构化特征,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活动如何开始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制度的结构化。”“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形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部分,这一本体论的看法是结构化观念的基础。

”吉登斯是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造其理论体系的,他将空间纳入到结构化理论。

[32](P298)吉登斯还提出几个与空间相关的重要概念,如“区域化”、“时空抽离”、“场所”、“在场”、“不在场”、“共同在场”和“在场可得性”等。吉登斯试图以这些概念辨识出社会互动在空间结构下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延展并改变社会的资源分配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将时间—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的产生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紧密联系起来。[33]

福柯与吉登斯使空间社会学形成了一些独有的概念和新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吉登斯把具体的空间变迁放在社会结构变迁或全球化背景下来考察,意味着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分析走向成熟。

四、空间社会学理论对转型中国城市空间变迁的启示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研究普遍指出城市空间不只是市民生活的几何学场景,而是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社会空间。即城市空间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力量综合互动的产物。笔者借鉴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对转型中国社会城市空间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作一分析和解释。

(一)城市空间变迁的权力逻辑

在“空间的生产”理论看来,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同时也是权力控制生产和分配的产物,政治在空间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34]这正如杰泽斯基所言:“空间不能再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环境,相反应该被理解为权利和反抗的工具,……城市和地区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控制中心起作用的,是一种具有封闭、限制、监视、分割社会纪律和空间差异等特征的、难以琢磨的地理结构。

”[35]吉登斯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把具体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阶段: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时代。

他认为民族国家形式确立的推动力在于行政力量、公民观以及全球化,主要基础是配置资源(物质资源)和权威资源(行政力量的源泉)。吉登斯认为此两种资源不可分,他们的联系机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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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尽管吉登斯的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中出现了地方性变异,正如吉登斯本人承认的,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史模式是一种“理想模式”。但是,中国国家形态的转变同样经历了国家与社会分离到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变迁,这一过程说明了吉登斯理论模式的建设性和普适性。[36](P67)

其实,要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机制,尤其需注意“政府的作用”(权力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政策———具体措施———前社会主义残留的城市结构,共同塑造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模式。[37]比如,在笔者看来,随着改革以来“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型,当下中国正在推进的如火如荼的各种模式的社区建设运动,其实也是一种服务于政府目标的政区建设,而非完全体现社会民众目标的社区建设,只不过其中蕴涵了一定的地方特色而已。

再以城市的居住空间为例,改革前实行的全方位的公有制以及统一分配的计划体制,使得居民的住房需求受居民的收入和房地产市场的因素影响很小,主要是由其所在的单位决定,“单位布局的空间分异就大体反映了不同职业人群居住的地域分异”。

[38]单位既成了人们居住条件和居住区位的主要因素,也成了国家(政府)实现对其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政府通过单位实现对社会的严格控制。改革以来,随着各种非经济职能从单位中分离出去以及城市社会空间形成的外部条件的改变,市民对自己的非职业活动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

同时,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其它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使城市人口流动加快,密度增大,以居住为主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伴之而生。

一方面,社会需要有新的功能组织来承担单位分离出去的职能和解决人口流动加速等其他社会因素而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也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作为具有原来“单位”的某种替代性功能的社区建设运动应然而生,但是,由于传统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国家对社区建设的过程增添了更多的政府(权力)意志,而缺少了更多的“社会”内容。

这样让本来应体现社会大众意志的社区建设却在实践中变成了实现政府目标的政区建设。

社区建设的理论趋向有两种,即关于基层政权建设理论模式和社区制度理论模式。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模式是指将政府权力下放,扩大基层政府的全能;而社区制度理论模式是强调政府权力的社会分化,建立一种“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社区制度理论模式虽然得到了较大的认可度,却低估了政府在社区中的作用,缺乏对社区整体权力体

系的把握。因为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边界难以区分,甚至不存在。在国家、政府与家庭之间有一个社会空间,构成一种合理的政府———社会空间———家庭互动模式。[39]

笔者意为,不管是哪种理论模式,如何在社区建设中体现政府与社会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如何最大可能地调动和发挥政府与社会两个层面的积极性,而不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则是社区建设的基点所在。

(二)城市空间变迁的资本逻辑

以哈维为代表的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是基本生产条件的空间集合体,同时也是劳动力集中和流动的市场,其主要的功能之一是资本的流动和积累。哈维将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的建成形式和资本扩张的物质形态。[40](P79)资本的集中要求生产过程和管理组织的空间集中,这在客观上又决定了劳动力的高度集中。

这种资本、空间、劳动力高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是任何大城市空间价值与价格剧增的原因。由上启示,我们也需在策略制定,规则遵循和话语建构三方面重新定位城市政府的角色。

[41]在中国当下,随着市场转型的加速推进,各城市政府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政府开始转变为类似企业家的角色。也就是说,城市政府以传统的公共管理职能和过分追求GDP增长的“经理人”角色的双重身份参与了对经济资本的争夺。

城市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认为,要推动城市发展和振兴本地经济,就必须大力引进外资。这也正是哈维曾说的,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一片萧条。

[42]如此这般,城市政府才热衷于大规模的旧城拆迁重建和新城区的扩建来增加城市土地的交换价值,吸引房地产商竞相投资,形成了“以土地吸附资金,再以资金提升土地价值,而土地更大规模地吸附资金”的怪圈。

[43](P170)同时,近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城使中国城市人口密度空前升高,相应的各种城市问题应用而生,特别是关系到人们基本生活条件的住房问题显得格外紧迫,导致中国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使以住房为中心的“集体消费”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更让城市空间分化和变迁过程出现了“富人区”与“贫民窟”之间的极化现象。

概言之,我们在城市空间的变迁实践中不难看到,在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追求政绩,一味地满足或放任房地产商的要求与其结成同盟。拥有经济资本的开发商们千方百计通过置换、购置旧物业,进行重新开发以获取房产和级差收入。政府则通过政策干预、金融杠杆和对于土地的租用的监管来控制城市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