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门桥戏仿:论齐美尔与玫瑰的相似性——读《桥与门》

2018-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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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一.联系与分离的创造--思想的形象化比喻齐美尔对社会形式和交往形式的关注或许可以解释他借用"桥"与"门"意象进行比喻的理由,即事物之间的联系的基本分类法,按照联结功能(平面意义上的)和介入功能(空间意义上的)划分主体间关系的不同种类.在思维的形象化程式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具有外部性的一切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做桥梁,通过"桥",想将分离的事物联结起来的意志成了可以用眼睛看得到的永存的东西,例如生物学中种和属的分类成为一门客观上的分类科学;而将私密性

一、联系与分离的创造——思想的形象化比喻

齐美尔对社会形式和交往形式的关注或许可以解释他借用“桥”与“门”意象进行比喻的理由,即事物之间的联系的基本分类法,按照联结功能(平面意义上的)和介入功能(空间意义上的)划分主体间关系的不同种类。在思维的形象化程式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具有外部性的一切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做桥梁,通过“桥”,想将分离的事物联结起来的意志成了可以用眼睛看得到的永存的东西,例如生物学中种和属的分类成为一门客观上的分类科学;而将私密性和内部性的精神表征的结构分隔看做门,正是“门”这种境界性的装置才使内部和外部得以成立,例如基督教徒通过世俗之国和上帝之国中间的救赎之门使自己获得不同于他人的神圣性质。

“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坚定地将天然存在的分离统一起来;而门却显示出,人类又是如何将长久统一的天然存在单元分隔开来。”[1]

桥与门的功能彰显了“界限”[2]的存在及其造成的困难、隔绝,而作为本能地意识到了割裂世界的边界并在超越中寻求统一的人,在克服低层次存在状态的过程里认知错位,进而重新在更高层面上把握自己。就这样,通过对桥和门这类日常事物的形式进行哲学思辨,在发现事物特性、阐释和提炼的过程中即可找到事物联结的规律脉络,格物以致知。

由于齐美尔对形式的关注与形态学对动植物形态的痴迷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故而本文试图从形态学的角度搜集和诠释齐美尔的精神火花,选择曾经在书中被多次提及的玫瑰意象为标的阐释其思想形态,以达到尽量消除学科间壁垒进而取得完全视角的目的:如同齐美尔曾经希望和努力做到过的那样。

“自己给自己设置屏障是人类的本能,但这又是灵活的,人类完全可以消除屏障,置身于屏障之外。”[3]

二、从内部生发的“玫瑰”[4]及其外部位置

玫瑰属蔷薇目,蔷薇科落叶灌木,具有蔷薇属植物具有的一切特性:形态为低矮的灌木,花的芳香浓郁,枝茎有刺,雌蕊多数,瘦果,生在杯状或坛状花托里面,种群分布在寒温带至亚热带地区。从齐美尔的主要思想特征看,他大概是三分之二的社会学家——他最厚的两本著作《社会学》和《货币哲学》毫无疑问地将他划进,了“各个领域都涉及,然而关注点在社会”的社会学家行列,如果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用来形容经过严肃组织的“建构主义的社会观、怀疑主义的认识论、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自由主义的表述方式”,那肯定是领域包含所有人文学科甚至还有一点经济学和统计学成分的社会学了,或许前面还应该加一个“后现代”表明其超乎寻常的广度,表明在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之前就有人预感到了即将降临的现代感。

另外,玫瑰不是蔷薇,与其他几大家极为不同的一点是,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思想中设置一个固定的结构,虽然他对社会交往的执着之后可以在哈贝马斯的作品中窥见同样的热忱,但是他思想的随意性和松散型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海绵或者渔网,他喜爱从杂乱的无止境的现实世界中截取一块,把它作为统一体来理解和塑造——“只有当具有众多的观念和丰富的的感觉的生命完全脱离自然的统一性的时候,只有当由此而变成全新的特殊物象重新展现在众生面前,同时又吸收无限之物于自己不可突破的界限之中的时候,才产生‘风景’。

”[5]

现代性的核心——未完成性,以及文化系统的异化,在他的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试图把握整体会压抑思想中活生生的部分”,而北川东子形容说“错综复杂地交织起来,不加整理地相互关联,进入纠缠不清的交错关系中——这些都不是思考的障碍,反倒是思考的前提”[6]。

如同晶体的“位错”状态一般,玫瑰脱离蔷薇成为独立的一种花很可能是由于偶然的错误,可在混乱中却形成了它符合人类审美的半开半含、花朵呈杯状形态的特性。按照同样一种审美模式搜集成的结晶点——“由不连续的、仿佛在每一个中心概念前后流动的,如上所述的部分情景组成(根据想象而获得的历史情景)”[7]这个不稳定的结晶点使得齐美尔区别于其他社会学家成为独特的跨领域建构者。

总的来说,虽然齐美尔无意于像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们那样把病态的社会现实作为理论系统的总落脚点,也无意于发展其他的思想中心,但是他仍然是有总指向的——那就是用抽象概念,大多是哲学的概念工具去分析个人置身其中的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互动网络,在错落感中描绘整体面貌的碎片,然后把其中令人感兴趣的特殊碎片穿起来放进标本盒。

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8]的序言中,曾引用博尔赫斯的一段话:“在中国古代的某部百科全书中,人们把动物分为下列类别:1.属于皇帝的,2.有芳香气味的,3.驯服的,4.乳猪,5.鳗源,6.独角兽,7.自由的狗,8.

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行为狂燥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的,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分类系统的荒谬在于名词涵义的弹性,在命名过程中凝聚的不合理性和不同事物间差异的微妙导致了分类的偏差。

同样地,齐美尔认为不存在所谓上帝视角:人、人的集合注定用多重性的透镜看待事物:“所以他与事物的关系就表现为:人能对每一种事物以多种方式进行理解:能将每一事物纳入由利益与概念、图像与含义构成的不止一个的系列中去”[9]

也就是说,独立的实体是不存在的,各门学科只是提取事物某个侧面的性质纳入自己的理论逻辑链条中,因此绝对真理也是不存在的。带有解释学色彩的理论的任务是从事物本身的某些性质出发,在各个事物的关联网络中寻求这些性质的内部统一性。齐美尔从这个角度出发回答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即将社会现实抽象和精简为空间内交往形式的网络,获致“相对的”真理。[10]

在形态学上,分生迅速,向上或者向下延伸的是上端;分生缓慢,不延伸或者延伸很少的是下端。因此,对于地上部分而言,茎干上分生出来的细枝、枝桠侧面和终端分布的椭圆形、边缘呈锯齿状的叶片,特定时节生长的花朵和果实属于形态学上端,而带刺的、支撑花叶的较粗茎干属于形态学下端。对于地下部分,距离地面近的孕育萌芽的玫瑰根属于形态学上端,距离地面远的向下不断分支的根尖属于形态学下端[11]。

通过对形式及其变化的关注我们能把握到何种真理呢?齐美尔写道,“生物体的形象通过内在而决定。当生物体的成形能力到达尽头时,它就停止生长……生物体的本质条件也就是它的外形条件……形式的秘密在于:它是界限,它是事物本身,同时又是事物的终止,它是事物存在与不存在的统一之点。

”,而“一切培植不仅是超越其天性所能及的形式阶段的本质性开发,而且是对其内在原始核心方向的开发,使其本质趋向其本义标准的完善,趋向其最大能动力方向。

”[12]如同玫瑰通过形态表示了自身属性,齐美尔以一种类似于现代物理学中分形理论的思想诠释了自己对形式(在一些哲学家处被称作“生命本质”和“物自体”、“显现”或者“绽出效应”之类的东西)的关注,体现在社会中,人的自我呈现方式就是参与各种社会互动,以互动形式,即“迹痕”来完成对自身存在的肯定。

因此玫瑰是自我培植过来的,因为园丁的工作只开发了蕴藏于玫瑰天然生理结构形式中充分发挥其固有天性的可能性。

由此,在齐美尔看来文化必然是一条弯路,是人对自己的回归,藉由这条弯路人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形式。然而,现代化过程会导致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之间的不平衡甚至冲突,“历史的发展已到达真实的创造性的文化成就与个体文化状态日趋分道扬镳的时代”,文化脱离了主体的创造力异化成实现客观标准的手段,也就是说,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足的审美不再是文化的衡量尺度,这使现代文化成为了一幕悲剧:“现代生活的不和谐——尤其表现在各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文化的不满程度日益上涨——其最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客观事态在不断得到栽培,而人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客观的完善到达主观生活的完善。

”[13]齐美尔眼中的文化——以及其他或宏伟或细微的自体,都带有玫瑰生长般的性质,客观文化脱离了人,成为自我实现的某种异质东西。

三、玫瑰意象的来源

虽然每一部分都被称作玫瑰,但由于其功能不同、形态各异,我们一般指称的玫瑰只是花朵,至多包含一部分枝叶作为陪衬。由于这是玫瑰的整体中唯一颜色足够鲜姸、结构足够有序密实,达到能引起常人审美兴趣和注意力程度的部分,所以常常被用来指代整体,这容易造成名词指称的混乱。

语言所存在的必然的极限产生了大量隐喻式的思想表达,通过寓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固定的思考习惯形成创造性的文化印象。不能用理智解释的事就非扯上不遵循因果律和最优效用的心灵不可。

譬如齐美尔在《玫瑰——一种社会性假定》[14]中举的例子,玫瑰的出现打破了塞尔德维拉按需分配的自然状态,少数人拥有的审美和栽培特权激起了原本和谐的社会中无玫瑰者的革命热情。革命后所有土地都有玫瑰花盛开,而微小的差异却如同播下去的种子,在不同种植者的熏习下伸展成不同的形态。

人们忍受了新的、相对较弱的不公平。对革命前状况的反思和想象压抑了落差感,只要这种文化记忆仍然没有销去,新的革命就不会产生。在我们审视革命时,这个词往往指代一个不可避免的、由历史潮流所掌握的事件,而它的真正含义在寓言中被挖掘得更加彻底:我们忽视了革命作为实体的存在总是依托于所有心灵汇合成的合适的文化环境而非生存环境。

变迁的关键是一种有力的群体情绪。

人们关注的是何种差异令自己与众不同,心灵就像精密的仪器,在经历的沉淀的基础上对外部波动作出解释、调节行为。是否实际拥有玫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经验将占有感塞到所有人手心使现状理所应当。“我们能认识到,我们想从外在逃避的苦役,正从内心追赶我们。”当占有欲脱离了审美享受,平等将在口号和记忆中化为虚无,玫瑰不是玫瑰。

从我们的角度考虑,花朵的审美性使它成为玫瑰的整个植物体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用它指代那整株植物。这朵花必然具有什么精神上的重要审美特性使它成为如此著名的象征物。盛放状态下的玫瑰花的花瓣层层叠叠,向中心愈来愈紧地卷去,边缘外翻,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露出隐没在中心花瓣裹卷下的花蕊。

观察花瓣的排列、它开放时顺着时间推移有序展开的姿态,多少会令人回味起艺术中的经典作品表现永恒的方法。比如音律上卡农和恰空舞曲、回旋曲的音符排列构成的闭合系统;绘画上《宫中侍女》、《阿尔诺芬尼夫妇像》、《错误的镜子》之类创造蜷曲的错误空间的作品[15]。

漩涡、涟漪、银河、命运、爱情这些元素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创造了概念上与之呼应的玫瑰。它们听起来完全不同,然而其中蕴含的相似审美体验却是同一抽象物的不同倒影。

思想实体与艺术品流动时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均指向闭合的统一体,一种绝对的东西——如果说齐美尔的随笔集能够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展现了他同一的精神姿态,这些具象化思考、对视觉和印象的审美偏好、对日常物件的解释倾向,都表达着一位旅行者的眼光。

这种眼光是解构的直接来源,恰恰是主体性的撤出,在崩坍过程中匆匆横穿于一切事物进而体验到瞬息中的永恒。这撤出并非是主体的自愿决定,而是痛苦的日常经验所造成的被迫抽离与局外人的警惕清醒:这个思想家的个人经验展现了一个将人异化到别处进行价值贬抑的社会。

与维特根斯坦一般,齐美尔思想的核心也是哲学背离语言之后寻求真理的方法:将主体撤出打破我思定律,以事物间的联结作为柱础。而同时他没有放弃人,而是以此为中心进行真理研究,将社会空间中的互动作为对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结进行公式化呈现,以此为通向知识之路,而齐美尔在抵抗心灵物化的过程中效法之,以应对人文学科的危机,将交往形式抽象为普遍规律以此还原社会——心灵世界的面貌。

与孔德所采取的效法手段截然不同,齐美尔的敏锐使他意识到统计学的方法中将人还原为原子的特点使之不足以成为研究社会的主要手段;与韦伯不同,他认为社会的本质不在于宏大的变迁图景而在于日常生活所展现的固定特性;与介于孔德和韦伯之间的涂尔干不同,他的思考方式是内卷并且多焦点的,长于在变动中把握确定性、同时承认思想结构的不稳定性与敞开性,而涂尔干——也是当今的标准学术思考方法,习惯于用数据支撑论点,然后把无懈可击的材料嵌入论证链条中,用点状的前提得出点状的结论。

或许在齐美尔看来这是文化的扭曲和异化:心灵扭曲自己、把自己填塞进标准格式和线性逻辑中适应曾经是自己造物的文化,在文化空间中建立起科层系统。奇怪的是,在混沌的时代,我们充满了不切实际的乐观和希望;在秩序的理性的时代,我们却拼命挣脱想象中的铁笼,仿佛它在一点点夺走我们呼吸的空气。

[1]齐美尔.桥与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7

[2]“树立界线是人类的本能,而它又没有界限......正如无形的界限可以成形一样,门的活动性和人们可以随时走出界限而进入自由天地的可能性,正体现了界限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齐美尔.桥与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8

[3]齐美尔.桥与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

[4]指齐美尔的思想体系

[5]齐美尔.桥与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63

[6]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2

[7]齐美尔.桥与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75

[8]福柯.词与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9]齐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b:17

[10]齐美尔.桥与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42

[11]此处为植物形态学的分类方法,引用目的是与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