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病逝
9月18日,新中国最后一任体委主任、第一任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病逝,享年73岁。他1988年从国防科工委调到体委后,推动全民健身、体彩、足球等多项体育重大改革,对中国体育发展影响深远。
兵败汉城后上任的少将 任职前不懂体育
伍绍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是在1988年12月。当时中国的体育界刚刚从1984年洛杉矶的世界没什么大不了和自鸣得意中醒来,看到的是汉城奥运会只有5块金牌的世界真相。
刚刚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伍绍祖成为了中国体育的新掌军人物。在新中国建设的早期,无论是贺龙元帅还是王猛少将都出任过体委主任,这次轮到了同样军人出身的伍绍祖。
1992年,担任了国家体委主任4年的伍绍祖正式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巴塞罗那,参加第25届奥运会。吸取了汉城用老将,不重视更新换代、培养后备力量教训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打了翻身仗,获得了16枚金牌的优异成绩,确立了在独联体、美国、德国世界三强身后,第二集团排头兵的地位。一扫汉城奥运会时的阴霾。
1996年,伍绍祖再度率队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又以一个金牌总数第四,巩固了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地位。
随后的时间里,在伍绍祖的主持和领导下,我国开始组织制订普及体育和竞技体育两大计划,即———“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我国的体育事业跨入了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伍绍祖后来回忆:严格说来,我对体育是一个外行。作为国家体委主任,我在高层次上既要管体育,又要管运动,有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不懂就要学习,一学就是11年半,直到我离开国家体育领导机关时也不能算是搞明白了,但应该说是努力了。
对不良赛风深恶痛绝 反兴奋剂模范
伍绍祖很注重搞科学训练,引进外国先进的训练方法和训练人才,在引进精华的同时,一些糟粕也随之而来。1994年广岛亚运会,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查出中国选手服用违禁药物,这一事件使得伍绍祖认识到了禁药在中国体育界的泛滥和危害。
“伍老对不良赛风深恶痛绝,对兴奋剂也是绝不留情!”陈培德表示。伍绍祖曾多次明确提出要严格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萨马兰奇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在当年的“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上,当谈到对中国队在奥运会上夺金数的期望时,伍绍祖仍然坚持他一贯的立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且要拿真的,不能拿假的!”
伍绍祖出生于1939年4月,湖南耒阳人。父亲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伍云甫。伍绍祖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8年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体育工作战线上,伍绍祖属于半路出家,他曾任国防科工委的政委(少将军衔),1988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后半生与中国足球也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主导的一些政策也对中国足球圈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影响。
2000年5月,伍绍祖调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直至退休。
参与北京两次申奥 为申奥成功立功
伍绍祖还参与了北京的两次申奥过程,可谓为北京成功申办奥运立下大功。1991年,北京的第一次申奥计划启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奥计划”的最初缘起,竟是来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视察亚运会场馆时所讲的几句话。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伍绍祖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视察亚运会场馆,我和体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当时小平同志问了句:‘中国办奥运会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我在军队当过参谋,什么都记在本上,回去后就给中央领导、体委领导、北京市的领导讲了,小平同志有这么个意思。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而对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伍绍祖认为,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
倡导中国足球职业化 力排众议限薪
伍绍祖1988年来到国家体委后,正是中国足球开始酝酿职业化改革的初期,当时受金牌战略的思路误导,在足球职业化刚被提出时,他经受了很大的阻力,伍绍祖说:“有人不赞成,他们觉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当时,他到体委的时候,国家给的全部经费只有两亿多元,分给足球的只有一百多万元。伍绍祖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靠改革寻求出路。
1992年6月北京红山口会议的召开,为中国足球确立了职业化的改革方向,若干年后被足球史定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提出中国足球的四个问题:“不虚心、不团结、不进取、不学习”。
不过,伍绍祖在对中国足球的管理中,有一件事也曾引起圈内的极大反对,那就是限薪。1998年,有一次在谈到中国足球发展的问题时,伍绍祖认为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太高”。
1999年,伍绍祖在海埂参加全国甲A领队和教练员会议上说:“我听说有的一年100万元,有人说300万元,这可能危及了整个足球的改革。”于是,第二年甲A就发布了著名的“限薪令”,并且严格执行,与薪水挂钩的转会费也被控制在500万元内。2002年伍绍祖退休后,限薪令就执行得松懈了,直至不再执行。
在伍绍祖退休后,对于目前积重难返的局面,伍绍祖的观点赢得了所有圈内人的支持,伍绍祖说:“中国足球已经走上正轨了,现在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上30年。可我们有些人一点耐心没有。”伍绍祖的离去,无疑也是中国足球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