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丁玲12年的北大荒无罪流放生涯

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郑笑枫著)讲述了丁玲在12年无罪流放生涯中的经历,既有非人待遇,也有与北大荒的不舍情缘。

没讲一句话的右派

1950年到1954年期间,丁玲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

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

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