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的书法地位 沈尹默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上,沈尹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涉足书坛甚早(大约在二十世纪初期),但真正形成风格并最终卓立于书坛,则远远晚于他的前辈吴昌硕、康有为、曾熙等人;甚至比他的同辈王世镗、于右任、李健都要晚一些。
经过百折千回、坚持不懈地努力耕耘,沈尹默终于大器晚成、脱颖而出,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帖学书法流派的开山盟主(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并且与以吴昌硕为首领的碑学流派及以于右任为首领的“融碑入帖”的流派鼎足而立,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
作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和近代书法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沈尹默又以他始终不渝和身体力行的努力,推动了新中国书法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也为推进旷古未有的新时代的书法热潮的兴起奠定了创作实践、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组织建设诸多方面的坚实基础。概括而言,沈尹默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兴帖学书法
确切地说,中国书法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倡导碑学之前,只有“碑”“帖”之目,并无“碑学”“帖学”之分的。自来人们学书,都是从法书墨迹(或其临本、摹本)入手,这类墨迹,统称为“帖”。如世传王导南渡时,衣带藏帖(见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他所携带的即是赫赫有名的钟繇《尚书宣事表》墨迹。
随着书法艺术的普及,人们对字帖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又无照相和复印技术,故自宋初开始兴盛刻帖之风(一般以木 、石为质材)。以《淳化阁帖》为刻帖之祖,化身千百,从而使历代名迹得以广泛传播。这种藉以传播、临习的拓本、拓片即是后来广义上的“帖 ”。
从墨迹着手学书,犹如写生面对真人,神采毕现,毫发可察,不论笔法、结体,墨法、章法都容易学得。但经过翻刻的墨迹,即使刻手再好,原貌也会大打折扣。倘若刻手低劣或再三翻刻摹勒,便不免模影度形、去宗愈远了。中国明末清初,学帖之风大盛,但书风日益怯薄流滑,加上“馆阁体”充斥书坛,使传统书法到了江河日下的地步。
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相继先后,倡导从秦汉和北朝碑版中挖掘雄强朴茂的内涵,追求金石铸刻的气息,掀起“碑学”书法的浪潮。当其时,“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魏、写魏体”,“碑学”在理论与实践诸方面对传统“帖学”(与“碑学”同时产生的名称)进行了强烈的冲击,直到清末民国,碑学在舆论上一直有着压倒的优势。
处身于碑帖之争余绪中的沈尹默,不论从个性、人格还是审美趣向等方面,他都是鲜明地倾向于传统帖学书风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振千百年来占主流地位的帖学书法的雄风。
他肩负起一代书法大家的历史使命,不论是临习魏碑唐刻还是历代传世名帖,他都试图通过刻帖的细微之处用心体味原迹的笔法。30年代初,他有幸获得了米芾《草书七帖》等一批传世真迹的照片,又有机会得观故宫所藏的历代名家墨迹,于是心悟神通,更坚定了继承和拓展传统帖学的一贯信念。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探索,他终于在衰靡已久的帖学书法中理出了头绪,寻找到了失去已久的书法传统。他身体力行,大声疾呼,挽狂澜于既倒,使当时可能被淹没的帖学方法重新崛起,并最终成为20世纪帖学中兴的开山盟主。
(二)发拙和发展传统笔法
在振兴帖学书法的艰辛探索中,沈尹默付以毕生心血并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他对传统笔法的发拙、整理和弘扬。
如果不否认中国书法是汉字书写的线条艺术的话,那么,笔法则理所当然地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基础和核心。世传钟繇盗墓窃得韦诞笔法、王羲之少时偷看了枕下祖传笔法等故事,都集中说明了笔法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不传之秘”,而艰难地维系和承传的史实。
早在北宋,欧阳修就有“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的感慨;而赵孟頫“书法不传今已久,纸君毛颖向谁陈”的名句,更表明了笔法在书法艺术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视为“千古不易”之法。
沈尹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书法家,作为一名出身于清封建官宦家庭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名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民主主义战士,他始终以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和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作为其立身、立德、立言的三大精神支柱,认定,“笔法不是某一个先圣先贤根据自己天才的创见,凭空制定出来,而要后人遵守的。
乃是本来就在字的本身一点一画中间自在地存在着,由于人的手腕生理能够合理的动作和所用工具能够相适应的发挥作用,两种条件相结合的原则下,才自然地形成,而在字体上生动地表现出来的。但是,不知道经过了几多岁月 ,费去了几代人仔细传习的精力,才创造性的被发现了。
因之,把它规定成为书家所公认的规律,即所谓笔法。这样的规律,不同于人为的清规戒律,可因可革,可损可益,而是不可不恪遵的惟一根本大法,只有遵循着去做,书学才有成就和发展的可能。”〔沈尹默《笔法论》〕他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定笔法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潜藏在历代名家遗存的各种名迹之中。
他毕其功于一役,数十年凝神静思地直面历代传世的名碑名帖,从静止的点画中去寻绎出动态的毛笔运动的轨迹,并且从古代玄奥晦涩的笔法理论中去寻求佐证,再以亲身的实践来验证这种笔法运动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从而整理成言之成理、通俗易懂和切实可行的笔法理论。
实践证明,他的笔法理论是传统笔法理论的再发现和再创造,是能够演绎和还原历代各种名家名迹的,是一种比古代笔法更理性、更切实用和更具自主意识的科学阐释。
郭绍虞先生曾高度评价了沈尹默的笔法理论,指出:“艺术原是从实用中来,书法艺术之与实用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由于从实践中来,所以不应说得太玄妙。
由于是一种艺术,所以又和其他艺术一样,不能不讲究基本功。可是,昔人之讲书法,不是说得太玄,教人无从下手,便是示人以难,使人不敢问津。即使有些理论比较切实可行的,也往往为了古今用语的不同,使人有无从理解之苦。
尹默先生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前人的书法理论中去芜存精,加以汰选,同时又深入浅出,加以阐说,结合着自己数十年之经验,所以推陈出新,能有独到的见解。”〔沈尹默《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序》〕完整而概括地肯定了沈尹默对笔法理论的卓越贡献。
(三)公开和阐扬学书经验
沈尹默有着70余年的学书经验,走过弯路,有切肤之痛;有过艰辛的探索,呕心沥血;也有过成功的欢乐,来之不易。作为中国20世纪早期的著名教育家,他始终以教书育人为至乐境界,于已,他不护短;于人,他不保守,他将70年学书的经验得失和盘托出,或付诸文字,或口授心传,力图以最浅显易懂的表述方式,将自己全部的心得体会无私地传递给广大的书法同道、特别是青少年朋友。
尤其是在公开和阐扬他的笔法理论方面,他更是不厌其烦地从各个角度撰文阐释,反复用各种比喻力图道明笔法的要旨,食鱼挑刺,诲人不倦。相比那些讳疾忌医、莫测高深、故弄玄虚、保守欺世的旧文人来,沈尹为一代诗人、学者、教育家和书法家的崇高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四)培养和造就书法人才
石在,火种就不会熄灭。书法家队伍的存在,是书法艺术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书法家的素质越好,艺术造诣越深、队伍越壮大,书法艺术就越繁荣昌盛。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的著名教授、书法家,沈尹默早在1917年就积极响应蔡元培的倡导,在北京大学成立书法研究会。由沈尹默负责,著名教授刘三(季平)、马衡一起出任导师,为推动北大的书法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旧时代的文人总是将书法视为“小道”,但沈尹默作为一代名流,却毕生“与一般埋头钻研的学者不同,始终没有轻视或小视书法的思想。他决不会于诗词方面有些成就而小视书法。
假使书法是小技,他就是从小技发展到大成的,一生论定,他毕竟还是以书法为主,没有游移过。”(郭绍虞《沈尹默书集?6?1序》)正是基于对书法艺术的执著追求,更因为沈尹默高超的书法艺术和诱人的人格魅力,凡是在他所到之处,沈尹默便会像一块充满吸引力的磁石,将所有擅长或喜爱书法的人们牢牢地吸引过来,聚集到一起。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独特的凝聚能力,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书画名流和一切仰慕他的人,情不自禁地为他那种献身艺术的精神感奋不已并心向往之。
在重庆时期,他将天南地北的书法名家团结起来,他又将自己的学书心得和书法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他所能接近的任何同道、晚辈和学子,从而在当时中国并不理想的艺术土壤里,撒下了书法艺术的种子。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书法艺术的种子在全国乃至海外等广大的地方结出了丰收的果实。
全国解放以后,沈尹默更是利用主客观得天独厚的各种有利条件,登高疾呼,成立书法研究组织,创办书法学习班,撰写书法研究文章,书写各种字帖,以最大的覆盖面和最强有力的号召力,倾心竭力地培养了几代书法家和千千万万的书法爱好者。
可以说,如果没有沈尹默的献身精神和实际努力,在七十年代文化空前浩劫后的中国,是很难出现书法艺术崛起和振兴的大好局面的。当然,准确地说,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属于沈尹默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沈尹默和他们一代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