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有感

日本著名作家田中芳树说过,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该不带个人感情色彩来描述历史。这样的历史描述是很少的。而有时,这种个人感情色彩并不抹杀了历史的客观性,反而使读者对作者所处环境的和作者所要描写的环境有了新的认识。《利玛窦中国札记》就是以一个天主教在中国的福音先驱者的角度,描述一段中国的福音史。

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中译者序言,我就明显地感受到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感情色彩。中译者对利玛窦的评价不高。中译者承认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深远,但在最后一句但是,表明了中译者的立场。中译者认为利玛窦的思想与近代科学思想背道而驰,认为利玛窦的世界观是相当落后的,甚至假设了来中国的不是利玛窦,而是具有近代思想的人。我觉得,这个假设就是对历史带有明显主观特色的假设。

至少译者不能够以利玛窦以传播宗教为目的,所以他和他们的世界观的落后性就显得惊人地突出。众所周知,基督教是拥有全球总人数1/6的信徒。他们大多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人。难道我们要说他们不认为上帝也要服从铁的规律就说他们拥有惊人落后的世界观吗? 中国没有近代科学完全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之类的论据让我看到了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在里面。相对而言,法译者序就要客观的多。

我认为,这包含着一种跨文化交流的互相理解问题。利玛窦所作的工作是一个先驱者的工作,是一个尝试的工作。他以一种前无古人,至今无来者的手段在中国宣扬基督教。正因为是一种尝试,所以不断地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利玛窦在中国的传福音过程,正是一种基督教文化在努力探索进入,溶入,甚至努力取代中国文化的过程。这个时期的传教努力有如下一些:

首先是进入中国文化。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都注重以身作则,以他们的圣洁生活为榜样。原本我以为利玛窦只是知识传教,这种以身作则是后来新教传教士才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究竟有多大作用多大影响呢?书中多次提到官员们相信神父们是从来不欺压百姓的。书中也提到很多困厄的人接受了神父们的帮助而信仰基督教。这和他们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但书中也提到了百姓们大多对神父们抱有成见。我想也是和他们的圣洁生活有很大关系的。主要还是不理解,或者是嫉妒等等,如果用基督教的立场来解释,是因为他们都是罪人,是需要拯救的。而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看出,他们对这些罪人的拯救是欠缺的。甚至,文中描写马丁那使用了不配信教这种词汇。按照圣经,基督是来拯救罪人而不是拯救义人。当然,也可以体谅利玛窦当时那种愤怒的心情。

利玛窦的传教对象,说是上层传教,我认为是有道理但不准确的。在中国最早受洗和最早接受基督信仰的,都是普通的平民。那些捣毁偶像的狂热信徒,也是普通平民。然而由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受阻,使利玛窦认为应该要遵守中国的礼仪,与上层结交。书中也列举了一些有名的人士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在《在华耶酥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就记载有不少中国的新信徒,他们大多来自中国上层社会。有人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就不大,如在华有影响的五百位耶酥会士中中国籍仅占几十人。但我认为这个成就是相当可观了。毕竟他们只是在中国这有浓厚封建礼仪的国度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探索。我们不能假设他用其他方式会取得更多的信徒。

利玛窦另一个打开中国传教大门的方式就是知识传教,即以欧洲先进的数学天文知识来使中国人接受欧洲文化。这是上层传教的一种有利方式。早在托马斯.阿奎那就承认了基督教义的双重真理性,即启示的真理与自然的真理。即使是经院神学,其实和科学并不矛盾,并不想大多数中国人所想的那样神学家都是不懂科学的无知之辈。而利玛窦所带来的近代科学,确实是中国所缺少的。每个人追求信仰的目的最初大多不是为了信仰。因着科学,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其次,是利玛窦等人努力想要把基督教文化容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利玛窦在中国的主要传教方式是易佛补儒。易佛我不想多提,直到今天仍能看叫基督教和佛教处处辩论的痕迹。而补儒是利玛窦时期所特有的一种做法。

很多学者多利玛窦的补儒作法进行了争论。我也和一些基督徒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上帝也就创造了中国。旧约中记载的部分事情,也就是中国远古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必然有圣经思想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利玛窦所做的,不仅是为了使基督教能够溶入中国的文化,也是为了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基督教的痕迹。因为他深信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我在和新教牧师一起参观广汉三星堆时,看到出土的祭司全部双手握拳,中间是空的,像拿着什么东西(应该是中间拿着的东西是木头制作腐烂掉了)。那些牧师都很肯定地说,拿的一定是杖,因为旧约中摩西是用杖分开红海的。这也是不自觉地在别的文化中寻找基督教痕迹的一种吧。只是利玛窦在中国儒家文化上下了过多的工夫,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在附和儒教,没有注意到他心中也应该有寻找圣经思想痕迹的动机。

有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能容下基督教,而基督教思想容不下儒家。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利玛窦对儒家经典的附和得不到后来传教士的认同。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例如偶像崇拜。现在大多书基督教派,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都认为对人的崇拜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偶像崇拜。这么说并不代表利玛窦为孔子和祖先的开脱是错误的。毕竟我们不是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中的人。利玛窦作为一个杰出的远东福音先驱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决定远比我们这些在后世评论的人有用。

利玛窦在上层通过易佛补儒来传播教义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欧洲人常用的方式,即是辩论。如同使徒保罗在雅典与那拜偶像者辩论,利玛窦也在中国与拜偶像者辩论。并且都取得了成果。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书面的形式,传达教义。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中国人相信书本上的内容远胜于口述。这种尝试被后来新教传教士发扬光大。他们也写下了许多传教书籍。不过不同的是后来的传教士不光写教义,而更多是写感人的见证。中国也有很多信徒无缘听传道士讲道,而是自己阅读了相关书籍后感动而接受信仰的。

最后要谈的是利玛窦在超儒上做的努力。他们只评论孔子时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而孔子则生活在基督降临以前大约五百年。利玛窦对孔子或者祖先崇拜做了相当大的让步,但是他仍是想以各种办法来颠覆中国人的一些传统儒家观念。

文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多妻制了。圣经开篇就表达了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美好理想。而这也是中国上层很多人无法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原因,包括多次提到翟太素一开始也是这样。我注意到,利玛窦不肯让步或者说十分强调的基督教教义,都是道德伦理范畴的,做出让步的都是宗教或是礼节上的。高中政治书上提过宗教拉拢人的一个方法就是劝人行善。这种对道德伦理的坚持,从文中来看,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我认为利玛窦对道德伦理的坚持,并不是单纯的劝人行善而争取信徒。基督信仰虽然强调道德伦理,但是并不把道德伦理摆在至高的位置。即人不会因为行善而得救。文中提到教团希望提高信徒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就像戒荤一样,要想得到基督教的真理,就必须要能够放弃。换言之,这是利玛窦对中国新信徒的一个考验。要接受基督教,也必须要和以往的与真理相悖的东西划清界限。而在道德伦理上进行这样一个考验,比在宗教礼仪上现实很多。

然而除了带来一个新的神,以及加了一些道德条款以外,我没有发现更多的超儒成分在。就像说儒家能容下基督教一样,利玛窦的传教手段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这也许是他在后世褒贬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管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到底有多大影响,他是第一个为促进传教事业发展的作出许多探索的先驱者。尽管他最后失败了,我们中国人大多还是无神论者,但我们也不应该从无神论者的角度去批判他,而应该尽量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