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生福州 陈春生(福州评话演员)

他演唱的评话节目,结构严谨,情节动人,人物性格突出,语言生动活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春生积极带领学员上山下乡,为广大群众演出。擅长评话书目有《虾米俤》、《瑞云哀史》、《玉螃蟹》、《大闹江南城》等传统书目,以及《一字值千金》、《九命沉冤》、《焦裕禄传》等反映社会主义题材的新作品。

陈春生,侯官洪塘乡美岐村(今闽侯县上街镇美岐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幼年家贫失学,少时即参加田间耕作,饱尝生活艰辛。15岁到福州洋中亭族兄陈庆官的镜箱店学艺。在这期间,每逢工余夜晚,他常到泛船浦“真天然”闽剧班观看排戏,暗中模仿学习,后来得到该班老艺人六弟指点,学有所长,有时被邀参加演出。

19岁拜艺人阿青为师,学习福州评话,当年,便能登台演出,上演第一本书目《毡笠记》便走红福州。后又私淑徐炳铨、赖德森诸名师。但因他一时交不起入会规费,被当时的福州评话公会除名,后经力争,始得在城台评话馆正式悬牌应请[1] 。

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陈春生评话便已蜚声福州书坛,长期的艺术实践,使他逐渐形成“陈派”的艺术风格。他演唱书目,着力塑造人物形象,音容笑貌维妙维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说书语言生动活泼,声情并茂、形神兼备;唱腔字正腔圆、悠扬清亮、洒脱自如。

他对传统评话曲调进行改革创新,融入闽剧中的一些曲调和健康的民间小调、民谣、山歌等,如将闽剧曲牌《泪透》、《叠板》和《板小壮》化为评话的《平嗓》、《清嗓》、《泪嗓》和《逗嗓》。

他的说、吟、做、花,独树一帜。到20世纪30年代,他与黄天天、黄仲梅并称为福州评话“三杰”。但是,在旧社会里艺人地位低,他无法忍受官府和地方恶势力的凌辱,于1948年愤然退出书坛,回到家乡美岐村耕田种果过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春生仍在家务农,曾担任互助组组长。1951年重返书坛,组建“九人团”(即红橘子剧团前身的曲艺团),时虽年届五十,他仍积极学习革命道理,讲演现代评话。以陈春生评话声誉,本可坐城日进千金,但他却穿草鞋、束背包、带领学徒爬山越岭深入山区,送书上门。

创作反映土改斗争的《九命沉冤》,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小牛司令》、《凤窝前后》、《红橘记》等。他还先后担任过闽侯县评话协会主任、红橘子剧团团长、闽侯县戏剧院副院长。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艺术生活进入新的阶段,除了努力编演新书外,对自己拿手的传统剧目《秦瑞云》、《情天义海》、《彭飞凤》等也加以整理,重新演出。他带头深入农村,并到古田、罗源、福清、长乐、闽清、永泰等县山区和海上渔船演出,扩大福州评话活动范围和影响。

1958年,他先后参加福建省第一届和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他讲演的《刘刚闹院》,受到全国曲艺界的好评,《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人物专访。

他被当时组建的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吸收为首批会员,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1960年,他赴京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61年,他被选为福建省曲协第一届理事会副主席。同时,他是闽侯县第一届至第五届及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后被吸收入省文史馆为馆员,并一直担任省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陈春生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罪名,备受迫害,当逼他退党时,他毫不动摇地回答说:“任你要加什么罪名,叫我退党万万办不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已届76岁高龄,虽不能像十几年前一样爬山涉水、上山下乡送书上门,但为满足久别的听众对他的渴望,仍奋力登台,曾在省体育馆、市文化宫灯光球场等地,通过场内、场外扩音喇叭为广大听众演出。

陈春生一生讲述评话30余本,以其精湛的艺术奉献给社会,而且热心授徒,把自己的艺术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民国20年(1931年),收第一个弟子叶依清时,他言传身教,培训半年,教完头本书后,便在自己开演前,让徒弟先行试讲半小时,使之及早脱颖而出,获得“小神童”称号。

其后,连续收了赵美美、吴东天(艺名小春生)、陈德桂等人,这些人都成为知名的评话演员。他大量培养青年接班人,先后授徒和培养以郑其森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林木林为代表的“后七子”等十余人,加上再传弟子,可谓桃李满园。

陈春生复出后不久,便身患胃癌,在临终前的两个月里,先后应王耀华、刘春曙、陈竹曦的要求,留下一组唱腔录音资料,而后抱重病参加中国曲艺家协会福建分会为他举办的“陈春生流派四代同堂专场演出”。每晚他乘着三轮脚踏车,甚至冒雨从台江家中到鼓楼区文化馆礼堂,领衔演出《虾米俤》片断(半小时),一连四个晚上,博得听众喝彩赞扬。

在这期间,他又当选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省曲协第二届理事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