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目录:一、中学文献解读1、论信徒与基督何以同一2、论人生追求中的职业考虑3、论评判历史时代的三种方法 二、博士论文解读三、《莱茵报》时期的政治评论解读
本卷收入的是马克思从1833年到1843年3月所写的著作。主要分三部分内容:一是中学作文和早年的文学习作;二是博士论文;三是为《莱茵报》等撰写的政论文章。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早期所流传下来的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并没有引起过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很少有论者作过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如果联系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探询那些深刻思考的最初源头,就不能忽视这些材料。这一讲我们介绍和分析这三部分文献的思想内容及其价值。
目前所能搜集到的马克思中学文献计有9份,包括诗作《人生》、《查理大帝》;高中毕业班功课表;宗教作文、德语作文、拉丁语作文;拉丁语即席翻译、希腊语翻译和法语翻译;数学试卷;中学毕业证书(正式文本与原始副本)。
通过以上材料大致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时一个少年思考者的运思背景、人生期待和历史视点。1、论信徒与基督何以同一
马克思一生关于宗教发表过大量论述,就否定性意见而言,事实上马克思在成年时期抨击和反对过的只是特定的宗教教义及其思想流弊,研究和透视的是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及其未来命运;至少在青少年时期,神学与宗教一直是他成长和运思的背景或底色。
中学毕业时的宗教作文要求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的有关论述,论证信徒与基督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对少年马克思的宗教知识、宗教观念、宗教情感的一次综合检视。
马克思的解答初步透露或显现了他观照和把握世界的特有的角度和方式。
马克思采取的论证思路,第一,把目光投向“历史”,认为是“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449、450)第二,考察人的本性。
人是一种两面性的、矛盾性的存在,作为人的创造者的上帝想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 第三,求救于“基督本人的道”。《约翰福音》中基督把同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萄藤”和“枝蔓”的比喻,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信徒比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所以信徒离开基督就无所作为,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考察了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含义。第一是“以爱注视”,“精神交融”。第二,遵从命令,作出牺牲。最后,他分析了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作用。第一是提升德行。这种德行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
第二是安妥灵魂,使心灵得到快乐。
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思路已经越出了《约翰福音》指定章节进行论述,更为展宽,更有深意的是,在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关于信徒与基督的同一的那些更为精致的本体论证明、认识论证明、道德论证明等已经流传甚久,有足够的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此是比较了解的,他没有抄袭其中的某一种思路,而是以自己观照问题的特有的视角和方式把所有这些思路统摄起来,对它们作了分解和渗透,这是难能可贵的。
2、论人生追求中的职业考虑
人生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落脚点,这就是职业。职业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458)。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职业选择中的迷误。
即被热情欺骗,被幻想蒙蔽,这种情形下职业就不再是由人自己选择,而是“由偶然机会和假象去决定了”。 其次他讨论了职业选择中的三种相关因素。其一,是父母人生经历的参照。“当我们的理性丧失的时候,谁来支持我们呢?”首先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457),他们的阅历与经验对我们是宝贵的人生参照。
其二,是“社会上的关系”的制约。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其三,是个人“体质”的限制。在马克思那里,体质不仅包括人的生理状态,还包括情绪和能力。他认为,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作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就会感到自己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
由此产生的最自然的结果就是自卑。而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自以为能够胜任经过较为仔细的考虑而选定的职业,而其实胜任不了,那将使我们受到惩罚。
最后,马克思指明了职业选择的标准、责任和目标。在考虑了选择职业的诸多条件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
”(458)选择职业的指针应当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指出,人的本性是这样: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459)。
这就是一个少年在人生追索中对理想职业的期待和向往。
3、论评判历史时代的三种方法
中学毕业时的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比较幸福的时代?》显示了马克思“对事物较为深刻的理解”。
文章开始马克思就提出对一个时代作出判断的三种方式,即要把它同其他时代进行比较、要看别人对它的评价和态度以及这一时代技艺和科学方面的状况。马克思以大部分篇幅考察了第一方面,主要是把奥古斯都时代同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加以对比,说明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国家是最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因为“当人们变得柔弱,纯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
”(464)按照当时马克思对“幸福时代”的理解,“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
”(463)以“风尚、自由和品质”等作为衡量一个时代是否“幸福”的指标,把复杂的社会作人格化的评判,反映出少年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系统的观照和透析还停留于可感事物、表层现象;只有找到制约这些社会表层的“漂浮物”的深层因素,找到“原因背后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进步与局限、意义和价值。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835年秋后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在大学初期,他一度热中于诗歌写作。本卷收入了他主要在波恩和柏林上大学的最初年月里写的文学习作。
在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未婚妻的倾慕和思念之情,歌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表露了对两人的结合遭到阻难的焦虑和自己的崇高志向。
从献给父亲的诗作以及录自他姐姐索菲亚的纪念册和笔记本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和广博的文史知识,对腐朽旧势力的反抗精神和疾恶如仇的正直襟怀,对真理和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以及抨击邪恶、针砭时弊的战斗风格。
尽管这些文学习作艺术价值不高,而且作者本人对它们也持批评态度,但是,它们为了解马克思早年所受思想影响的范围、他在成长时期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和态度、他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他的理想和追求,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马克思很快认识到,诗歌创作不是他合适的发展方向,便转而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研究了。
从1835年10月进入波恩大学到1841年3月从柏林大学毕业,马克思的大学生活长达5年半。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他说“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他尝试过各种题材、体裁的写作,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失败之作”,都成为不结果实的花朵。
只有到1839-1841年他钻研古代哲学、撰写博士论文是这一景况才根本改观。
马克思“为了选择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曾经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才“选中了古代哲学史中的一个题目”。(参看B.A.
马利宁和B.N.申卡卢克:《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1986年基辅版,的第二章第二节,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从1838年底起他为论文的正式写作开始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笔记虽然后来被命名为《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其实马克思指涉的范围是整个古希腊晚期哲学和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包括了斯多葛学派、怀疑论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
笔记里大量摘录了主要和上述三个学派哲学有关的一些古代作家的著作(多数是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品),同时也阐述马克思自己的观点。
流传至今的手稿有七本笔记。这些笔记在他正式写作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得到了部分利用。1840年下半年马克思集中时间写作论文,到1841年初完成。
论文脱稿后,“出于安全和保险方面的考虑”,他并没有把论文送交他就读的柏林大学——因为柏林大学的学者们了解他的反政府情绪,了解他同布鲁诺•鲍威尔和“博士俱乐部”其他成员的关系——而是送交还不怎么了解他的耶拿大学。
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读了论文以后,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认为该篇著作最显著的特点是“论据极为充分”他在评议书的最后写道,博士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被耶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当时马克思还打算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论文,为此,他于1841年3月写了《献词》和《序》。此后马克思于1841年底和1842年初又为论文的发表作过努力,但一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如愿。
这篇博士论文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和《论德谟克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在细节上的差别》。可惜的是对理解当时马克思思想最为重要的第四章《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和第五章《结论》佚失了。
作者的手稿也未找到,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份不知由何人抄录的不完整的副本,内有马克思亲笔作的修改和补充。此外,论文的《附录》以及作者对《附录》所加的部分注释也未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种种歪曲和贬低,纠正了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传统偏见,阐明了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别,揭示了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伊壁鸠鲁用原子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论点纠正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打破了命运的束缚,从而企图从自然的角度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马克思指出,原子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不是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偶然的规定,而是被赋予了普遍意义的原子运动规律,它贯穿于伊壁鸠鲁的整个哲学。
伊壁鸠鲁使原子的所有特性的规定都具有矛盾的性质,他把原子概念中形式和物质、本质和存在的矛盾客观化了。马克思认为,这里包含着古希腊哲学家思想中所固有的辩证因素,伊壁鸠鲁实质上提出了事物自我运动的辩证思想。
这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学说已有深刻的理解,并能自觉地独立地加以运用。
马克思重视伊壁鸠鲁认为只有原子偏斜运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的观点,但并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不能抽象地理解自由,不能通过把人同周围环境分开并把二者绝对对立的办法来实现自由。只有当人不被看作是抽象的个别性,而是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人的时候,自由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
”(75)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哲学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一种实践力量。由于哲学和世界这样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一方面哲学不断扬弃自身内在的缺点和缺陷,另一方面世界也不断合理化,其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马克思这时对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以实践作为中介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辩证认识,却为正确理解主体的能动作用开辟了道路。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鲜明地阐述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
他反对宗教,反对宗教对哲学和个人的压制,要求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把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哲学的格言,并明确声称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他十分赞赏伊壁鸠鲁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反对整个希腊民族把天体神化的观点,称赞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不仅驳倒了旧的理性主义的神学,而且批判了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对立的做法。他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到宗教观念同现实世界的联系上来了。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客观存在的非理性,使世界和人本身变得合乎理性。
三、《莱茵报》时期的政治评论解读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的全称是《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che Zeitung fu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它是由普鲁士莱茵省当时处于上升阶段、具有激进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于1842年1月1日创办的,很快就成为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发表的园地。
马克思1842年4月起开始为其撰稿,同年10月15日接任该报主编,直至1843年3月退出,1843年4月1日该报被查封。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是以《莱茵报》为阵地发表他对世界的看法和政治观点的,所以通常把1842年9月-1843年3月称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莱茵报》时期”。
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主要活动是研究现实问题,直接干预社会生活。
其中有三个重要问题是他极为关注的:
一个是关于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问题。1840年以后,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新闻自由的要求日益强烈, 1841年12月24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又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宣称“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不赞成对作家的写作活动进行无理限制,实际上不仅保存了普鲁士以往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加强了这种制度。这个检查令发布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由衷地高兴,以为它会带来真正的自由。
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先于1842年1月底至2月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评论文章,后又于3月26日至4月26日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尖锐地批判了书报检查令。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在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私有化程度加剧,农民日益贫困。在这种情况下,盗窃林木、破坏猎场和牧地等“违法”行为成了常见的现象,而政府对这些行为的惩罚措施也越来越严厉。
1836年在普鲁士因这类行为而受罚的达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即使这样,政府还觉得不够严厉。在莱茵省议会讨论林木盗窃法时,林木占有者还要求对贫苦农民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为此,马克思于1842年10月撰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进行辩护。
再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状况。
《莱茵报》于1842年12月10、12和14日发表了该报记者写的三篇描述摩泽尔农民悲剧处境的通讯,批评政府对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的控诉置之不理。这引起了政府的不满,莱茵省总督把两篇反驳文章送到《莱茵报》,指责《莱茵报》教唆摩泽尔农民反对政府,说通讯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进摩泽尔农民的幸福,而是企图煽起不满情绪削弱当局和臣民之间的联系”。
由于记者拒绝答复官方的反驳,马克思就于1842年12月底至1843年1月中旬写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对政府的责难进行了驳斥。
以下我们着重介绍几篇重要评论中的思想。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揭露了书报检查令的伪善本质,论述了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马克思运用哲学上的逻辑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通过揭露普鲁士政府的行为在逻辑上的矛盾,证明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普鲁士警察国家及其书报检查立法的目的不是要保障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而是要维护反动势力的利益,把反动统治者的观点和要求提升为法律,以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
因此,这个国家是和人民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134)。
这里批判的锋芒已经指向整个普鲁士国家。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批判的视角有所变化,他已经不是像在评书报检查令的那篇文章中那样,从一般的理论观点出发,而是从具体的政治观点出发来看待新闻出版自由了,已经把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各个社会等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联系起来了。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而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还是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他赞赏农民等级的代表在维护新闻出版自由时捍卫了普遍利益。马克思还提出自由报刊应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精神的观点,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表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
这些观点实际上维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该报呼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反动主张,进一步发挥了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的论点,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220)。
他还批驳了关于宗教是国家的自然基础的封建的国家观,但当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国家观点的影响。
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谴责了历史法学派和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代表借口维护历史传统来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的企图,指出人们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自称是康德学生的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自然法却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
这样,马克思就清楚地表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想通过修订普鲁士法律来恢复历史上已过时的制度。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研究了贫苦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探讨了物质利益同国家和法的关系,公开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抨击了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针对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通过的一项把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的行为以盗窃论罪的法案,马克思从法学角度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辩护。
他大声疾呼地申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
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248)他揭露了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遍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实际上是“习惯的不法行为”,指出封建专制社会的立法就是把贵族的特权变成法。
在分析习惯和特权的历史发展时,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社会的贫富对立和阶级对立,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对私人利益的考虑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支配着国家官员和立法机关代表的决策行为。
他认为,正是维护私人利益、私有财产的自私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使整个国家制度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
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持保留的态度,但是他认为共产主义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
法国和英国工人的斗争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推动了马克思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以维护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为内容的区乡制度改革运动,是莱茵省的一场重要政治斗争。普鲁士政府企图利用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机会,废除原来的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在法律上权利平等的制度,而实行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的特权。
在《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中,马克思维护了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进步原则,用民主主义观点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同时他提出法律的合理性在于同现实的一致性,这就使他的法律观点具有了更实际的因素。
他说:“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314)马克思在评述《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被查禁的一组文章中,严厉谴责了普鲁士政府迫害进步报纸的行径,同时热情地支持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对它们寄予深切的期望。
他指出,人民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生存的权利。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是马克思根据广泛收集的大量文件和资料以及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的深入考察写成的。
马克思触摸到了隐藏在各种社会关系后面的客观本质,加深了对社会生活和国家问题的理解。他在文章中阐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
”(363)马克思力图揭示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社会原因,说明这种贫困状况同国家管理机构的联系。他明确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
他剖析了普鲁士的官僚等级制度和把公民分为两类即管理机构中积极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揭示了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马克思还认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有自由报刊的积极参与,而因为没有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所以,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
这些新的认识既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在向唯物主义转变中的重要出发点。后来,马克思不止一次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总之,参加《莱茵报》的工作,对马克思的政治和理论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里第一次亲身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要对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问题表明态度,要每天分析社会舆论对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主张和要求的不同反映,还要对付来自政府当局和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和迫害以及其他报刊对《莱茵报》的责难和攻击。
这就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使他能够积累社会政治经验,深入体察现实的社会状况,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其他社会阶层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和经济要求有了直接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推动他认真地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从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局限,逐步确立他自己的政治和理论观点,并为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的彻底转变作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