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石生与朱德 朱德研究与朱德生平特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形成的领导集体,就没有党和人民的胜利。毛、周、刘、朱、任、邓、陈等,他们是引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巨人。他们既有共同的特点——勇当大任的伟人气魄、坚定明确的革命理想、卓而不群的领袖风范,众望所归的领导能力;又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的生活经历、人生历练、性格气质、人格魅力、历史功绩。

在领袖群体的研究中,朱德研究是个重要的课题,同时,朱德研究也是党史、军史、革命史、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笔者有个感觉,多年来,学界以及媒体对朱德的研究与宣传,同对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与宣传比较起来,显得有些弱,或者说不那么热。

究其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朱德不很了解。因为朱德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的历史作用、历史功绩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或淡化或抹杀了;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左”的年代,“左”的党史总要突出宣传一个人,而朱德个人的特点也是谦虚谨慎,从内心愿意把一切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伟大领袖。

所以,朱德给不大了解历史的人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有的人只知道他德高望重,或说他顾全大局,再多就说不清楚了。

笔者以为,只有从几个历史视角的比较中找到朱德的生平特色,才能廓清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从而认识他的历史地位。朱德的生平特色,本文用10个“最”来概括。本文用“最”字,是尝试运用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这是从特定的视角和论题上比较出来的“最”,是可以从时间上或内容上量化的、界定的和类比的。

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

在1946年朱德60寿辰时,中共中央致他的祝词说:“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周恩来的祝词说:“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①[①《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权2006年版,第669,670页。

]在党的领袖人物中,只有朱德才能得到如此的历史评价。为什么?因为只有朱德经历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他既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不是一般的经历、参加,而是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斗争的前列。

在上个世纪初,在中国最早的两所军校之一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他秘密加入同盟会,投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的云南“重九起义”中,他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前驱队长。

接着,他作为滇军重要将领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他为寻找救国之路而远赴欧洲,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坐过两次监狱。从苏联回来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南昌起义,经历了10年土地革命全过程、8年抗日战争全过程和4年解放战争全过程(有过一个月或几个月的休息、养病吗?没有)。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又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6个春秋。因此,朱德堪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二、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

在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许多人(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都经历过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而朱德在实现这个转变中更具有典型意义。朱德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他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终成泡影,许多和他一起奋斗过的人成了新的政客、新的军阀、新的贪官污吏时,当他看到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时,他曾深深陷入痛苦、彷徨之中。正是那颗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救国的心不泯灭,他才接受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决心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为此,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滇军旅长,军界名将,月薪两千大洋),挣脱旧势力的羁绊。

这很不容易。他离开云南时像逃亡一样历尽危难艰辛。

在重庆,川军以“师长”之职,没有留住他;在上海,孙中山以10万军饷请他再去发动滇军,没有请去他;陈独秀曾因为他当过高级旧军官而未答应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也没有动摇他。

他远度重洋,终于在德国见到张申府、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地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终于实现了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没有超乎寻常的决心和勇气,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的转变,不是一般的学理观念的知识分子的转变,不是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的转变,也不是从个人出发趋利避害的转变,也不是被逼无奈的转变(为了寻找个人出路而找共产党),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转变。

他在旧势力里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而在共产党这里仅仅是个新兵,还要背着旧包袱甚至于一时不被理解信任,但他心甘情愿“投降无产阶级”,从头开始。

他的转变是真正为了寻求救国之路的转变。他的转变,比其他人的转变更为艰难,更为难能可贵,更有历史标示的意义,更能说明:为什么旧的革命搞不下去了,为什么五四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知识分子都集合在中共的大旗之下。因此说,朱德的转变是最典型的。

三、最早与毛泽东亲密合作开拓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周恩来在朱德60寿辰的祝词中说:“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共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井冈山地方武装1600余人会师。这次会师,使井冈山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党领导下的最大最坚强有力的一支革命武装,从此,朱毛红军威震天下,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鼎盛局面,开辟了赣南闽西并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朱毛之间相互信赖、相得益彰、相映成辉。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

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就曾幽默地说过:“朱毛朱毛,我是朱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真是离不开你呀!”长征时,张国焘搞分裂,逼迫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表态,朱德正气凛然地回答:“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

”“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①[①《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宏图大略、擘画全局的能力以及善于总结经验、理论概括的能力,同朱德的英勇善战、蹈险履难、坚忍不拔、恢弘气度,特别是丰富的治军、带兵、打仗的军事经验相结合,使红军战胜了敌人的一次次“围剿”,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可以说,朱毛的亲密合作,是中国革命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朱德和朱毛关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像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朱、毛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②[②[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23页。]

可是在制造个人迷信的“左”的年代,有人故意歪曲朱毛关系,把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纲为“两条路线斗争”,至今还有一些人受“左”的党史影响,认为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朱毛之争”是什么路线之争,是要不要党领导军队、要不要根据地的原则之争,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毛泽东当时就说,“争论是要不要建军委之争”,朱德等主张建的军委是中共党的四军军委,怎么是不要党对军队领导呢?朱德在南昌军官教育团、在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的千里转战中、在发动湘南百万人大起义中,一路下来,哪一刻不是重视党的领导,注意党在军队中的建设呢?!

说朱德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是“不要党的领导”,那是林彪阴谋反朱的污蔑之词,它导致朱德在建国后长期被排斥,以致文革中被迫害。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1973年毛泽东对朱德说:“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朱毛,朱毛,朱在先嘛!”这是历史的结论。

四、在人民军队创建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

在人民军队创建、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重要时期,朱德都不仅亲历,而且作为主要领导者。他参加领导了标志人民军队诞生的南昌起义并坚持到最后,带领起义军余部发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湘南暴动,首创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众武装三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他率湘南起义部队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

他亲历了红一军团的建立、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亲历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即组成红二方面军)的会师、红军3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

抗战后又亲率改编为八路军的3个师开赴华北前线,开辟敌后战场。在党的领袖群体和军事将领中,只是朱德有这样全面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外媒体就称朱德是“红军之父”。

朱德历任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首长,是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人民军队历史上唯一的全军总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第一任、第二任中革军委主席,直到1936年底毛泽东接任。以后,他也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朱德做总司令也好,做军委主席也好,都不是争来的,都是党的安排。因为只有他的军事资历和声望,才能在中国军界够得上竖起一面大旗;也只有用他的名字,在革命军队里才能号令三军(长征时红军总部发出的千余份电报,95%以上是用他的名字发出的)。

他也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军事最高首长,他能对党的代表(毛、周)尊重与配合,都能很好地合作,即使在长征后期对专横拔扈的张国焘也保持不破裂,这容易吗?不容易,换第二个人都难以想像。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五、军旅生涯最长,亲历的战斗战役最多

人们常用“身经百战”来称颂军事将领,而朱德戎马一生,何止身经百战、千战(有种说法是大仗500,小仗3000)。他是“战争之神”。从20多岁到晚年,军事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其从军时间之长,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将领中几乎无人可以比肩。

他经历的战役战斗次数之多、类型之繁(游击战、运动战、运动游击战、阵地战、攻坚战、袭击战、阻击战、歼灭战、近战、夜战、奔袭、地对空、地道战、地雷战等,反“进剿”、反“会剿”、反“围剿”、反“清剿”等等),战争规模之大,战争之剧烈残酷,也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将领中绝无仅有的。

他从云南起义开始到出国留学前,在云、贵、川一带整整打了10年,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其中在云南边陲进行的丛林游击战和护国战争时的纳溪阵地争夺战都是战争史上绮丽的篇章。

参加革命后,南昌起义军南下后的三河坝阻击战、湘南起义后打败许克祥6个团的起家之战、井冈山的三克永新之战、开辟赣南闽西时的大柏地伏击战、对铁上杭的攻城战等,都是战争中的杰作。

这个时期几乎是天天打仗,有时一天打上几仗。1930年开始,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在窥袭南昌、二打长沙、攻取吉安之后,开始五次反“围剿”。五次反“围剿”,朱德次次参加。

他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又和周恩来一起指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他也奔波在前线,在困难的条件下支撑局面,在李德抱病消极后,他指挥红军取得这次反“围剿”中唯一一次胜利——温坊大捷,并为保存红军实力准备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

长征初期空前剧烈的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四渡赤水之战,以及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都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朱德都参与指挥,有时亲临前线。

在随红四方面军南下之后,朱德又参与指挥一系列南下作战,其中有残酷剧烈的百仗战役。抗日战争前期,朱德亲率3个师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并兼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指挥的战役战斗就更多了,这里不细数。

解放战争时期,在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的各个阶段,朱德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的谋划、部署、指挥,特别是指挥攻打石家庄战役,开创了我军以攻坚战夺取大城市的先例。

他与陈毅、粟裕千里奔濮阳(穿越敌占区),向华野指战员提出“钓大鱼,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在之后的三大战役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围点打援,调动敌人,寻求弱点,集中优势,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三大战役规模之大,战略战术运用之妙,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对朱德的军事指挥才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长征前)“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①[①[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12页。]

六、在长征中走的路最多

长征中走的路最多,说明朱德长征中经历的坎坷曲折、艰难危险最多。长征路上,他比毛泽东、周恩来等多走了一年时间,多走了1万多里。他是3次过草地,3次过夹金山等四五座雪山,特别是在隆冬时节,他率领几万饥寒交迫的大军翻越了比夹金山高得多、险得多的大雪山党岭山,简直是人间奇迹,在人类迁徙史上、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

朱德在长征的统帅部中年龄最大,但只有他没有要给每个高级领导人配备的担架,而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一匹常常是随康克清在司令部队伍后面收容伤病员。

朱德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一直站在这支“铁流”的前列,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到草地分离,到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再北上,直到三个方面军在西北大会师,朱德都在现场,都发表讲话鼓舞全军。这中间,朱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如中流砥柱,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对朱德在长征中的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康)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

”②[②[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12页。]

七、最早倡导开发南泥湾

朱德不仅是擘画军事的大师和三军的统帅,还是革命的大管家。1940年5月他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正值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时期,其严重程度到了毛泽东提出“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能不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成为能不能坚持长期抗战的关键。

朱德提出了克服困难的许多办法,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开发南泥湾。他亲自踏着冰雪找到南泥湾,再调来三五九旅和总部机关部队,在一两年时间内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带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实现了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战胜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说: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安后,竭力提倡生产工作,他不仅苦口婆心作了许多的解释,而且还亲自踏勘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

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①[①《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5页。]

在充满艰难困苦的革命年代里,朱德总是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困难,总是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甘共苦。井冈山时期他曾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长征路上,大军绝粮之际,他指导大家识别野菜,以野菜充饥;在寒冷的康北高原他和大家一起打毛线,缝制毛衣、皮衣;他教会大家怎样在高原上以牛粪燃火,以挖草根、煮皮带解无粮之虞;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亲自纺棉花,种粮种菜,种的大南瓜在延安展览人人夸奖。

这样艰苦卓绝的军事统帅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八、对军界统一战线工作最有贡献

朱德在滇军、川军界中素有声望,这使他在参加革命后有条件在中国军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八一起义在南昌发动,起义部队顺利南下,失败后余部得以保存,同朱德与原滇军将领朱培德、金汉鼎、杨如轩、杨池生、范石生等有旧交不无一定关系,特别是起义军余部在极端困难时刻,朱德对范石生的统战工作使部队得以保存和发展。

长征初期通过敌人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较为顺利,也是事先以朱德名义致函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通过谈判使其让出一条通路。

长征途中,朱德曾几次致信川军将领或当年同学,使他们采取避战或观望的态度,红军抢渡大渡河时,杨森侄子的部队故意弃守,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曾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后被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同阎锡山、卫立煌、胡宗南等国民党军事将领直接来往,对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战,以及克服顽固派的军事反共行径都起了积极作用。

朱德还曾和周恩来一起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召集的会议,谈抗日战略和红军改编问题;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在武汉失守前夕飞抵汉口面见蒋介石说明八路军抗战情况,提出扩大八路军规模的要求。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对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也很注意,特别是争取了原滇军部队在长春起义。总之,朱德在军界中的地位和影响是无可替代的,他的卓有成效军事统战工作,对革命军队的发展和战争的胜利贡献巨大,应予充分肯定。

九、建国后视察的地区、部门最多,向中央写出的调研报告、建议最多

建国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到各地视察,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视察的地区和部门最多。除了西藏、宁夏和尚未统一的台湾,他走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的地区、有的企业,他去过多次。如首钢,他先后去过20多次。

由于他经常深入基层,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能及时听到基层广大群众、干部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情绪和要求,及时总结他们在生产建设各方面的经验,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情况、提出建议。

他向中央写出的调查报告、建议最多,且十分宝贵。他1952年就提出把清明节做为植树节;1953年在人们只关注搞工业化时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手工业;1954年为挽救茅台酒的品牌打电话给贵州省委书记周林;1955年提出不能关门搞建设,必须同兄弟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合作;1956年初就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要抓紧建设,国防工业要注意军转民,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1957年初他坐小飞机低空掠过海面登临海南岛,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

1958年视察甘肃青海时就提出加快青藏铁路建设并具体安排施工单位;视察新疆从南到北20多天,最早提出把新疆做为全国棉花生产基地。在大跃进刮共产风的狂热中提出不能吃大锅饭,要保留家庭和私有财产,要让农民致富。他在全国“以粮为纲”遍种大苞米的形势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在困难时期提出要允许长途贩运。他早就提出要开办旅游业,要同西方作买卖,大进大出,等等。

他的许多建议,至今看来也是十分宝贵的。正是由于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朱德才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并对一些“左”的东西有一定识别,有一定抵制。

十、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朱德是最长寿的一位,享年90岁

这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朱德为人民服务的时间最长。直到他去世前半个月,他还在工作,接待外宾,接待外国国家元首。还说明什么呢,说明“仁者寿”,朱德真正做到了“心里无私天地宽”,“处世从容日月长”。尽管在建国后朱德受到不公正对待,受到错误的批判,特别是“文革”中受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打击迫害,但是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没有被摧垮。

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虚怀若谷、汪洋大度、谦虚谨慎、朴实无华、淡定从容、宽厚慈祥、平易近人、从不整人。

他的性格和品德,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华和共产主义修养的凝聚。他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自奉节俭、从无特殊,为处在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他辞世前,嘱咐夫人康克清把他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2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说明朱德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奉献已达到极至。

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谬误,但只差一步也达不到真理。上述10个方面,仍然没有把朱德的人生特色、人格魅力、丰功伟绩完全展现出来。比如说,朱德之德,就是一个厚重的丰富的话题。朱德之德,真乃厚德载物——载党载军载民,载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