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纪念馆门票 [博物馆里的秘密]陶行知纪念馆:从“知行”到“行知”
东方网记者陈珠还、徐程8月1日报道:80年前,在上海宝山大场附近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种新型的平民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它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在抗战期间掀起了全国平民学习的一股热潮,影响遍及东南亚地区。它的创办者,就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数十年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上海市宝山区的武威东路上伫立起了陶行知纪念馆,馆内环境幽雅,有池塘、小桥、山石、曲径,进门处可看到汉白玉陶行知头像及手持书卷的坐像,馆内藏有写有行知先生亲笔小诗的扇子、先生曾经用过的笔、墨、砚等文物。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这里就好比是他在上海的“家”。
属于全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曾这样评价陶行知:“陶博士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说陶行知是属于世界的,这话并非褒奖过度。他本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农村,家境清贫而自幼好学,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深造,勤工俭学,刻苦攻读。在大学里,他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思想受到西方影响较多。1917年学成回国后,他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
他创办的平民学习组织犹如星星之火,在国内外燎原。抗战爆发后,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提着一只深咖啡色的牛皮箱,出访了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或许,陶行知可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最为平民化的知识分子,为了百姓的教育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归国的船上,陶行知曾经这样对同学畅谈自己的抱负:“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就这一句简单的话,仿佛一句千斤重的承诺,让陶行知为此奉献和奋斗一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他的名言,亦是他一生的写照。
中国素质教育的“活化石”
曾几何时,“素质教育”成了当代中国教育界最时髦的词汇。只是这种教育内容究竟为何,具体操作怎样,至今还是众说纷纭。其实,对于“素质教育”,早在数十年前陶行知就曾践行过,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些朴素的思想都和我们多年来倡导的素质教育不谋而合。
在创办晓庄师范时,陶行知就提出了“教学做合一”教育理念,它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共同构成了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的要义包括了,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教、学、做是一个互相关联的过程,尤其对于“做”来说,是指在劳力上劳心,它必须含有行动、思想和新价值的产生。
在纪念馆内,一张张黑白影印的照片无声地讲述了“山海工学团”当时在上海,全国各地甚至全球东南亚地区的空前盛况。这个民间学习组织最早在宝山大场乡村实现,把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向封建传统教育挑战,是继晓庄师范以后的又一个试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地。
当时,在山海地区附近十里方圆内的农村,几乎都成立工学团,视年龄不同、生产不同、性别不同,分别组织了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和养鱼工学团等等。
陶行知及其弟子与农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教农友科学种田,发动农友修桥铺路、抗旱救灾、发展生产、医治疾病,并提倡婚丧事简办、移风易俗,受到农民极大的欢迎和支持。 一件粗毛线衣引发的一场自救
在展厅内的一个玻璃柜内,陈列着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毛衣,浅灰色,圆领。绒线虽粗,但针脚密集。可以想见,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然而,这又是一件极不普通的毛线衣,据讲解员介绍,这件毛衣的“来头”不小,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周恩来同志送给陶行知御寒的。
说到这件毛衣的诞生背景,就牵扯到了一段历史故事。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重庆育才学校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育才学校一天天陷入经济的困境,孩子们有时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艰难的生活常使陶行知先生挨饿受冻,他终于病倒了。陶先生和育才学校的困难,牵动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的心。周恩来派中共中央驻渝办事处的徐冰同志专程去看望陶行知,并送去了一件用延安毛线织出的毛衣。
同时,徐冰同志又拿出了一套延安南泥垦荒生产自救的照片,告诉陶行知说,延安目前也非常困难,只有靠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来养活自己。认真地翻看完这套照片,陶行知被延安军民热火朝天垦荒生产自救的场景深深地感染了,他得到了启发,决定动员师生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经过40多天的奋斗,他和学生们终于胜利完成了开荒30亩的任务,种上了粮食和蔬菜瓜果,学校逐步渡过难关,有了新的希望。
这件毛衣,带去了党中央对陶行知的牵挂,陶行知一直把它藏在箱底舍不得穿。如今这件毛衣的原件作为江苏省一级文物,珍藏在南京陶行知纪念馆内,作为对这一段历史的纪念,上海陶行知纪念馆将其复制,保存在馆内。
从一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从拿着高薪的一名教授,到投身乡村的教育实践家;从单纯的教育家,再到英勇的民主战士......走一遍陶行知纪念馆,听着讲解员将一段段故事娓娓道来,我们仿佛还能看到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奔走呼喊,不遗余力地践行着他最初对中国教育的承诺,给旧时中国教育体制带来了一场从“知行”到“行知”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