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遭受过哪些侮辱 江竹筠被捕后到底遭受了怎样的酷刑

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竹签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的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恐怖魔窟。

共产党员在这两座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着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红岩》中,江姐说出了激励几代人的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与之对应的情节是,敌人把她的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个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其实是小说的虚构。有人以这个小说的虚构情节来否定江姐曾受尽酷刑,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谬逻辑了。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红岩》的创作基础,是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竹筷子(夹手指),把它改成了竹签子(钉手指)。”

夹手指源自中国古代的酷刑“”,听上去没有钉手指那么触目惊心,但其行刑过程同样惨无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他们都是国民党酷刑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江竹筠具体受过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过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应该是刚受了老虎凳、夹手指之类的酷刑。”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正是遭受这样非人折磨时的坚贞不屈,让党内职务并不高的江竹筠深受狱中同志爱戴,也让她成为后来艺术创作中江姐的最核心原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考证,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被捕的地下党员们人心浮动,思想很不稳定。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节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7月28日第17版,作者:崔乐,原题:《傲雪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