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成兴勤奋肯干 “洋参谋”眼里的中国高层:勤奋 肯干 目标长远

“SAFEA有自己的酒店,北京外国专家大厦(foreign expert hotel)。我去中国就住在那里。”78岁的约翰·爱德华·霍普克罗夫特(John Edw ard Hopcroft)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约翰是美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授。他所说的SAFEA是国家外国专家局。去年年底,约翰受邀参加由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主办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为中国2017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策。距离全国两会闭幕才半月,约翰谈起那次座谈会仍然兴致勃勃。

自2015年至今,这样的座谈会已经召开了3次。国家外国专家局的相关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该座谈会从每年的12月份开始着手准备,固定在来年的1月12日召开。外国专家统一由国家外国专家局邀请,“对专家没有具体的要求标准,但金融、环保是必备领域”。

这些为《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策的外国专家,得到了一个洋溢暖意与善意的称呼:洋参谋。“‘洋参谋’的意见建议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自己更好地审视和思考改革与发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翔表示,今后,这项工作将从“两会进行时”走向日常化、机制化,让中国发展更好地向“外脑”智慧借力。

每人发言15分钟

接到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邀请后,约翰说自己做了很多的研究和调查,精心准备了幻灯片,根据他接触到的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约翰把自己的发言主题定位“提高中国大学教育”。

“我是大会中第一个发言的”,约翰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在于很多学校只一味盲目追求科研论文和科研人员的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大学的标准,而忽视了教学质量和水平,致使很多有才华的学生被扼杀在摇篮里,“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改用教学质量和有质量的研究来衡量一所大学的好坏,而不是论文发表和科研人员数量。我希望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帮助更多有能力、有才华的学生,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发展的问题”。

这次的座谈会一共邀请了11名外国专家,来自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这6个国家,除教育话题外,大家还一起探讨了包括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引擎、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应该制定怎样的货币政策等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亟须面对的重要事宜。

“在不分发具体文件或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会给每名外国专家15分钟时间,请他们针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依次发言,给予相关建议。会后,外国专家局会将整理好的会议报告提交国务院研究室。总的来说,这不是一个针对性超强的座谈会,而是一个广泛听取意见的座谈会。”国家外国专家局的相关人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总结说道。

2015年1月12日,《政府工作报告》在起草过程中首次面向外国专家征求意见和建议,到会专家13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参加首次座谈会的专家表示感谢,并称这种形式很好,要继续坚持。

2016年1月12日,外国专家座谈会再次举行,与会的13名专家(包括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来自7个国家。现任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雷蒙(Jeffrey S.Lehman)名列其中。雷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去年的座谈会上,国家外国专家局邀请了两组专家:第一组负责协助政府官员筹备《政府工作报告》;第二组由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专家组成,主要来自商界和金融界,“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给政府提出了建议”。

中国领导人“勤快、肯干”

“每一位发言人都要懂得抓住重点,让每个与会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和掌握你们的观点。并且,发言人需要给出深入挖掘的部分,这样执行人员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今年年初的座谈会时,约翰总结认为,简短扼要的发言十分重要。

约翰曾应李克强总理的邀请,多次来中国参加会议,还曾携夫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招待会。2016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

在约翰的印象中,“李克强非常爽朗,也非常有才华。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同样,我也非常惊讶于中国其他的领导人,他们都非常勤快、肯干,并有长远的目标,对中国的规划也是长久的。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困难是,基层干部的水平还是不太跟得上。”

和约翰一样,雷蒙也堪称中国通。他关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人才储备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逐渐成熟,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转移工业重点并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刻,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创新的、具备高增值空间的经济模式,这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中国拥有的大量高素质人才储备,将为中国发展创新型经济提供巨大潜力”。

今年8月,上海纽约大学的首批学生即将毕业,提及就业率,雷蒙感到幸运:“我们今年的毕业生只有300人,跟那些大型大学相比,就业压力并没有那么大。”雷蒙喜欢自己的学生,但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中国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年轻人很多,但是要把他们改变世界的初步能力变成成熟的才能,再变成可利用的发明创造,再变成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这需要完善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他建议中国的年轻人要加强“深思、博学、善问、勇气、开放”五大素质的培养。这也是他在去年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重点。

创新政务公开方式

2017年3月5日下午,国新办举办了例行的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情况的吹风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介绍说,《报告》充分反映了社会各方诉求、凝聚了各方共识、汇集了各方智慧,“有些政策措施就是总理在听取大家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的”。早在去年的吹风会上,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翔就透露:“外国专家们提出的30多条建议,绝大多数已在报告中体现。”

雷蒙对中国政府向“外脑”智慧借力这一行为表示钦佩:“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举措,我没有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会就《政府工作报告》咨询外国专家的意见。中国政府不但关心这份报告对中国人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对世界的影响,太不可思议了。我非常佩服这种做法。”

2015年,外国专家“议政”中国一连开创了两个“首次”。除了1月12日召开的外国专家向《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策座谈会,该年12月7日,李克强总理又主持召开了“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专家座谈会,邀请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世界银行和麦肯锡公司的3位外国经济学家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在最高层级邀请外国专家为五年规划编制提出建议。

“近些年,我国在政务公开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外国专家参与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策就是一个新尝试,效果非常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研究员卞永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指出,这几年的政务公开有四个显著变化:“首先是由被动到主动。

随着我国政府管理职能的提高,逐步认识到政府决策需要广大人民的参与,开始主动公开政府政务,提高公众参与度;其次是公开内容由点到面。由基层比如村、镇逐渐扩大到省市、部委和国家层面,每天的政府预算公开越来越详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内容公开方式也逐渐多样化,由原来的文件、通知到现在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方式直接查看;最后,政务公开也越来越系统化。

以前对于公开与否的标准不明确,存在随意性,现在与政务公开相关的法律法规得以逐步完善,不同的省份、地方政府都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制度,政务公开越来越有章可循”。

“让外国专家参与到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制定中去,这一做法非常好,非常聪明。”约翰认为,中国政府向“洋参谋”们借力,不仅能获取先进国家的工作经验,也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当我回到美国,很多美国朋友都会问我为什么要帮助中国。跟他们交谈时,我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大多源于美国媒体。美国应该尝试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