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哲人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
毛泽东称赞艾思奇同志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读完《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本色上就是一名坚强的战士。“哲学不是书斋里的东西。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的立场上,在实践中去磨练出来的哲学,才是真的哲学。
”这是艾思奇同志在其名著《大众哲学》中的一段话。事实证明,艾思奇同志的话是正确的,艾思奇也是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以一个战士的斗争精神,去从事将哲学推出书斋这样重大的工作,在哲学大众化道路上,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也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收获。
《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让我们感觉到,艾思奇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的一生。拿枪的敌人是看得见,思想战线上也有敌人的战壕,艾思奇就是在这条战线上左冲右突,以哲学武器来为民众杀开一条向前进的道路。
转变志向。艾思奇生活在我们国家多事多难的时代,多事,是指上个世纪初,我们国家的政治气候出现频繁变动,清王朝的垮台,外国势力的入侵,以及本国的军阀混战,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多难,是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以及工农群众的残酷镇压,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大举侵华,尤其是后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这一切,在青年艾思奇的心中都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例可证:1930年,20岁的艾思奇在日本福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本来他是学习冶金系采矿专业的,但时势的发展,让他不得不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工业救国”主张,他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作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于是翌年,他就和许多同学一样,激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
救国先从救精神开始,这也许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
延安时期的论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盛行的时候,革命的事业呼唤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被通俗化大众化,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在当时,选择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以至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走在时代前列的革命者所不能为。
李大钊、瞿秋白等就是这样的典型。艾思奇稍晚一点,但他走上了一条与李大钊、瞿秋白相同而又有异的道路,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艾思奇说,“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这就是艾思奇走上哲学这条道路的时代背景。哲学家即战士,这是艾思奇一生的写照。 “哲学是各阶级党派的世界观,是他们认识事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
”在这里,艾思奇明确指出,哲学是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哲学,虚无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哲学观,当然,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为最广大的工人、农民阶级服务的。
“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要解决问题,哲学家必须自身就是一个坚强的战士。艾思奇是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就是一个以笔,以自己的思想为武器的战士。他批判叶青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要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夺去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装。
”一针见血,让人警醒。对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艾思奇指出了两者本质之所在,辩明了是非。对地方军阀阎锡山的“中”的哲学,艾思奇一语揭穿其实质,说它是“有着相当精致的伪装的一支思想队伍。”等等,在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艾思奇坚守了自己的立场,捍卫了自己一生信守的真理,尽了一个战士的义务。
建国后的呼喊。1949年11月,艾思奇以一篇《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标志,开始了他哲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时代。其后的《反驳唯心论》、《论思想改造问题》等文章,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思想战线上鸣锣开道。
建国伊始,我们的革命者一时还没有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过来,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也许我们还比较迷茫。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原则,但是破立之间如何过渡,必须从哲学高度来找方法。
此时,哲学就是破立之间的一座桥。艾思奇同志,就是这座桥上的灯塔。虽然此时艾思奇同志的文章有的主旨意识很明显,甚至不失功利化(即纯粹为政治服务),但在那个时代,他的呼喊,对于拿惯了枪的革命者如何实现身份转化,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
艾思奇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哲学思想,这其实也是他最初的哲学文化背景。青年时代,他又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引,运用它来对付现实生活中与人们精神领域的或赤裸裸的或潜在的敌人。哲学可以御敌,这是艾思奇的哲学实用观,是正确的。“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哲学要达到团结同志共同御敌的作用,就离不开对种种思想的发扬与批判。
发扬
艾思奇对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精髓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扬,当然是题中之义,在这里且不谈。单谈谈艾思奇对孙中山斗争理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的发扬与捍卫。在《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艾思奇指出,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富于战斗性和革命性。
这是孙中山思想的精华,是值得后来的革命家所学习的。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为了批判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艾思奇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又作了全面分析,客观地指出孙中山思想的是与非。
艾思奇告诉世人,唯生论等哲学,并不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而只是他的一部分思想的附会夸大的产物。这为人们正确认识孙中山思想拨开了迷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艾思奇在他人生当中,给予了大力弘扬与阐发。
其实,艾思奇是毛泽东思想战线上的同志与战友,在哲学上,他们互为师友。众所周知,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哲学观点是很看重、推崇的。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艾思奇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
艾思奇自觉当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1941年写的《反对主观主义》以及1948年的《反对经验主义》等文章,读者都可从中感受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气息。建国后,艾思奇更是将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他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倦的歌者。
批判
批判是艾思奇将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手段,也是哲学成为武器的一种方式。这里且不说对向林冰、叶青、胡适、潘梓年等具体人物哲学思想的批判,单就对生活现象的批判,即展示了大众化哲学的威力。例如对于错误,艾思奇同志指出,错误也有分类,有前进中的错误,有腐化堕落中的颓废,这两者,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对待之。
对于一种理论,艾思奇说,“错误的理论并不是毫无真理,而是因为真理被它误用了,也即是:被它歪曲了。”鉴于此,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将歪曲的理论再给扮回来。综观艾思奇一生主要的哲学著作,他都在从事着将歪曲的理论纠正过来的工作。这种纠正,其实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