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情顾媚 历经坎坷不堕志 心系报业不了情
临近春节前,记者走进昔日老报人杨多仁的家时,碰巧看到了这样一幕动人的情景:老人正坐在床边,静静地听一旁的保姆在为他读当天的报纸。
老人的女儿说,父亲眼睛好的时候,每天书报不离手,有时读书看报痴迷到一种忘我的地步。现在虽然已经双目失明了,但每天还是离不开报纸,只好让我们读报给他听。
记者向这位老报人说明来意后,老人很高兴,尽管已85岁了,可思维十分敏捷、清晰,说起话来干脆利落,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仍历历在目。
光荣老兵转战南北奉献边疆
当记者问起他早年的经历时,老人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年代。
他一开口,就让人能感到这是一位经历十分丰富的老人,充满了人生跌宕的味道。
他回忆说,那是1947年8月,年仅15岁的他,在老家山东省招远县参加了解放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后又跟随部队转战到福建福州。在12年的当兵历程中,曾多次荣立战功,并获得了解放战争军功章。1950年,他又跟随部队来到东北驻吉林省磐石县。
后来,他被派到吉林省军区干训大队担任文化教员。1958年4月,他与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由此来到当时的东北军区荣军农场,也就是现在的新华农场所在地。刚到农场时,他曾做过3个月的土地勘测工作,还到五道岗抬过木头。
1959年,正当杨多仁全身心地参加农场建设时,没想到却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那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次转折竟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了许多曲折和坎坷。
他说,那一年,鹤岗有几个部门来到农场,要从转业军官中调一些干部。当时就有人推荐他到报社,起初他并不想去,就跟农场组织部门的人说,我没做过新闻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让别的同志去吧。但农场组织部的人却劝他说,你去试试,没关系。就这样,当年6月,他来到了鹤岗日报社。
一路走来,27岁的他,却经历了战场、课堂、荒原、新闻现场,人生的角色也历经军人、文化教员、垦荒队员、新闻工作者的转变,真可谓是丰富人生。
与报社一起历经坎坷风云
尽管时光已走过了快50年,但老人还清晰记得当初来到报社的情景。
当时,农场派了一辆解放汽车拉着他和行李,一路送到了报社。记得是邱子木和王曾元两位同志帮着把行李和包裹卸下车的,打开箱子,当邱子木看到他的几枚军功章后,还兴致勃勃地拿出来戴在胸前,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他被安排到当时的政教组当记者。他回忆道,在政教组,一开始由刘迪华带着他去采访。这个人话语不多,但很有水平,南开大学毕业的。每次采访回来后,就教他怎么写新闻稿,什么样的素材可以写消息,什么样的素材可以写成通讯。
每次写完的稿,刘迪华都给把关看看、改改。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帮带”,他自己也开始独立采访写新闻了,记得曾经写过一篇民警为群众办好事的小通讯故事,还得到了好评,这大大提升了他的信心。他也由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工作中,除了下去采访,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到资料室借阅有关新闻写作的书,还买了许多新闻理论书,逐渐加深了对新闻的理解。
一开始感觉干不了,渐渐地觉得这份工作也挺有意思的,工作也更有劲头了。他说,既然组织上需要你,你就得往好了干才行。
1961年,由于工作上的突出表现,杨多仁曾被任命代理政教组组长,主持工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提出不干了。
老人回忆说,1965年6月,由于当时的政教组组长陈云龙在参加市里组织的郊游、民兵训练活动中,不幸意外溺水身亡。当时的报社副总编张文良、副秘书长魏廷璞又找到他,让他继续主持政教组工作,这是他第二次代理政教组组长。
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揪这个,批那个,单位天天乱哄哄的。他和张文良、石志先、煤炭组记者郭九龙等,在当时的“三机关”学习。在闲谈中,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斯大林真了不起,一眼就看出林彪是军事天才,真识货。结果,第二天“大字报”就贴出:杨多仁污蔑林副主席为“货”。
说到这儿,老人叹了口气感慨道:过去有句话叫“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说的确实有道理。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逆转,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天天批斗、学习,到“万人坑”跪着反省。那时候,报社校对有个造反派,曾单独把他调出来,大声训斥,责骂不止。
有一次,正在批斗的时候,当时他低着头,一个小青年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大耳光,正好打在左边耳朵上,他顿时觉得耳朵“嗡”的一下,就听不到啥了。至今,左耳朵背,就是当年那个小青年的“杰作”。
下放农村忍辱负重不堕其志
那段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一直持续到1970年。杨多仁才离开了那个伤心的环境。
老人告诉记者说,当年4月,他带着家人被下放到郊区红旗公社长胜大队。一开始,每天与农民一起挑水、栽苗干农活。后来,公社正好要开个夏菜种植现场会,需要弄会议材料,有人听说他会写材料,就找到他帮忙。他当时就推辞说,我是下来改造的,能写什么材料啊。
当时,找他的人劝他说:你一个人干活,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要是材料写好了,能带动大家都好好干活。就这样,他人虽在农村,却又与文字打起了交道。写完那个材料,他的名声就开始传开了,找他写材料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又一个材料接二连三地写起来,整党的、工作队的、农民代表发言的、工会学毛著的等等,他简直成了那个地方所有人的“秘书”。
有一次开大会,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中五六个人的发言材料,都出自他一人之手。当时有熟悉他写作风格的人说,这简直是杨多仁一个人在发言。
1972年,“插队”结束后,他被调到红旗区(兴安区)政工组,参加了“三案复查工作组”,开始调查冤假错案。也许自己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他对这一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地审查、调查每一个案件,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回忆到这儿时,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无论做什么工作,有过新闻工作经历的人,都会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复查冤假错案,咱们新闻工作者本身就有调查研究的经验啊。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干部政策开始落实了,上边要求,原来在哪个单位还回原单位。杨多仁也准备回报社继续当记者,毕竟心里还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他却得知,当时报社有人提出,“文革”期间有错误的不能在报社工作。
听到这样的话,他很生气。他说,我就不服这个事儿,我是个共产党员,怎么就不能为报社工作呢?当时就去找市委领导去了,坦诚表明自己的心声。最终在市委领导的关心下,他这才又重新回到报社。回到报社后,由于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被安排到农林部跑农村工作报道。1981年,因患有心脏病,他无奈只好请假放下了自己喜欢的新闻工作。
1992年退休后,杨多仁对报社依然一往情深。曾为了筹备《鹤岗日报》创刊50周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与魏廷璞、邱子木、陈健、王工、孙玉功等几位老同志,一同参与整理了鹤岗日报社50年的大事记,并先后曾到广州走访第一任社长姚真,到双鸭山走访第二任社长唐琪等。当年,他还与几位老同志计划为报社写一部社志,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成。
如今,他已双目失明,但每天仍用自己的耳朵坚持“听”报纸上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