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出版学思想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黄春燕
【摘要】:《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
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关键词】: 司马迁 郑樵 史学思想 会通 【分类号】:K092 【正文快照】: 郑樵作《通志》,司马迁修《史记》,二者同样“通”古往今来、天下世上之变,同样为一家之言、传治世之法,也同样流传千古,成为史书之冠绝者,但是其二者相差实在极远。首先,虽同为一家之言,但所言非一家,治法非一道。一、“通”之旨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有云:“自书契以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