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磊石并非跳楼 解读黎介寿和黎磊石兄弟院士的人生选择

解读黎介寿和黎磊石兄弟院士的人生选择

黎氏一门三院士,是一个科学界绝无仅有的传奇。他们为什么能够登临世界医学高峰?他们走过怎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历程?他们走过的路又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金陵初夏之际,我们约访了黎介寿、黎磊...

黎氏一门三院士,是一个科学界绝无仅有的传奇。他们为什么能够登临世界医学高峰?他们走过怎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历程?他们走过的路又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金陵初夏之际,我们约访了黎介寿、黎磊石这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走近他们近乎传奇的人生历程,走进他们心有灵犀的内心深处,触摸他们与时代一起跳动的脉搏。

人生中最艰难的莫过于选择,人生的成功往往得益于选择。采访结束后,有一种启迪将永留我们心间:当所有的喧嚣过后,尘埃落定,真正能够被历史记载的、为人民所铭记的,是那些利国家、兴事业、济苍生的人和事……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但紧要处就是关键的两三步。

选择跟共产党走,选择参军入伍,是我们一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

" 记者:为什么黎氏三兄弟中学毕业时都选择学医的道路? 黎介寿:我出生于1924年,黎磊石晚我两年出生。像大多数那个年代中国普通家庭一样,我们一家人过着贫穷的生活。我的父亲患有心脏病,他希望我的大哥黎鳌能学医济民。

子奉父命,大哥学医。1937年,父亲病逝,全家生活如雪上加霜。1943年,大哥黎鳌毕业后到江西国立医学院任教,我俩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中学生活。当时,只有医学院和师范院校学费和吃住免费,也因为到江西可以得到大哥的接济,我们放弃了学机械制造的梦想,来到江西读医学院。

可以说,我们兄弟俩学医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有点无奈。但实习期间,看到疾病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同情心。

这也是我们后来能够安下心来当医生的主要动因。 记者:南京解放前夕,中央医院有一批医生跟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你俩毅然选择留下来,有怎样的考虑? 黎磊石:毕业后,我们兄弟俩同时到南京中央医院当实习医生。

1949年春,医院根据上司的命令,陆续安排医生跟随国民党官员撤到广东韶关,后来又从那里去了台湾。那时,我们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心痛不已。我们的少年时代受尽了磨难,读大学时也是异常艰苦,我们兄弟俩甚至缺少最基本的纸笔和课本。

毕业后到医院实习,规定实习生必须西装革履,由于我俩没有钱只得卖血换钱买西服。那天晚上,南京城外炮声隆隆。我和哥哥颇有点血气方刚的味道,扎扎实实地喝了顿酒,喝完酒连酒瓶都砸了。

我们兄弟相约,留下来跟共产党走。 黎介寿:这个画面,至今还像电影一样常在我脑海里定格。1949年4月23日清晨,南京刚刚解放,一早起来,天气还有点凉。我站在医院门口向外张望,一个场面令我激动不已,只见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睡满了穿着单衣、荷枪实弹的人民解放军官兵。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可见解放军为民不扰民,秋毫无犯,真是名不虚传。后来,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中,南京社会风气日渐好转,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解放前,夫子庙是娼妓云集的地方,那地方正派人都不敢去,病人到医院看病都要先检查有没有淋病。解放后不到一年,这个丑恶现象就完全消失了。

解放军接管中央医院后,我们兄弟俩报名参了军。人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但紧要处就是关键的两三步。选择跟共产党走,选择参军入伍,是我们一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 记者:这个经历、这个选择对你们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或启示? 黎磊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经历过备受外国列强凌辱、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再看看我们强大的新中国,起码有三点启示:一是必须爱国,有国家,才有国人;二是你怎样爱国?要尽自己努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三是在个人的生活要求上不要高标准,而在自己的事业上要不断有新的进步。

现在,我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去深造。出国前,我会跟他们说,要把出国作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时机,出去看一看,现在中国发展了、日渐强大了,人家对我们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同时,也要看看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人是不是真正平等了。

如果还没有真正平等,也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回国后更应该多做工作、多出成绩,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人生自古多磨难,但磨难也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病人渴望的目光,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记者:听说,二老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先后加入党组织。 黎介寿:上世纪50年代初,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当时组织上认为我和我父亲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没批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受到冲击,入党始终未能如愿。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入党的追求,这期间我先后20余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非常兴奋,又一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在申请书中写到:"现在我虽已54岁,但年龄不能阻挡我为党更好地工作。我渴望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党组织的直接监督教育下,努力改造世界观,努力克服缺点,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1979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

两年后,弟弟黎磊石也加入了党组织。这是我们一生最感欣慰的事,觉得自己和党、和祖国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了。

记者:在那段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二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面对人生磨难,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黎磊石:那时,我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后来又下放到农村改造。

那段时间,身心备受煎熬,但我没消沉下去,而是尽己所能为当地农民治病。我常常起早贪黑扛着锄头上山挖草药,回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制成丸,无偿提供给病人。当时,我都做好了在农村一辈子当"赤脚医生"的打算。

直到今天,还有些学生问我,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挺过来,我告诉他们,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相信我们的党。人生自古多磨难,但磨难也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病人渴望的目光,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黎介寿:1968年的夏天,上级指定我负责一名肠外瘘患者的治疗。当时,没有治疗经验可借鉴,我只得摸着石头过河,边学习、边研究、边治疗,终于使患者转危为安。

后来,我根据临床实践,总结提出了肠外瘘患者的营养应以"肠内为主,肠外为辅"的观点。但在庆功会上,"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我作为"臭老九",却成了"错误医疗路线"的代表。说句实话,自己付出了那么多艰辛和努力,却得不到任何奖励,还挨了批评,心里不痛快是自然的,但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历史是不会埋没一个人的,我所做的工作将来总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我没因这一黑白颠倒的事件而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研究肠外瘘的决心。

1971年,我牵头成立了普通外科肠外瘘治疗组,逐步掌握了肠外瘘系列疗法,挽救了许多濒危病人的生命。 记者:我们发现,你们饱受磨难时,不约而同地拒绝低迷和消极,而是选择了坚强面对。当时怎么想? 黎介寿: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人,面对磨难看不到前途,而是怨天尤人,采取了消极颓废的态度,最终一事无成。

的确,面对磨难,对人是一种考验;面对磨难是什么态度,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出生在外强欺凌、多灾多难的旧中国,看着解放后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党。

因此,我们不能忘记神圣的使命,不能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事实证明,积极地学习和工作,也许是承受磨难、开辟未来的最佳良药。正因为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兄弟俩忍辱负重,不忘学习、争取工作,才为后来的厚积薄发、开辟医学新天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困境中,你们的事业非但没有停歇,还开始孕育着新的萌芽。 黎磊石: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后,我发现当地肾脏病发病率很高,不少人因肾衰而死。

这些都触发了我改行研究肾脏病的念头。那时,我国治疗肾脏病一般沿袭国外使用激素的方法,副作用大,极易并发糖尿病,降低身体抵抗力。当时,我决心找到减少这些副作用的办法,一边阅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学古籍,一边在实践中积累肾脏病治疗的经验。

在临床实践中,我将108例肾脏病患者分为8组,按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比较各种方法的效果。结果表明,由我首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的疗法最佳,明显超过国外单纯应用激素的疗法。

1972年,我撰写了一篇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的论文,以中文和英文同时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这是我进入肾脏病领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当时,我头上那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呢! 黎介寿:说来也怪,那个年代外文医学杂志在邮局还能订阅到。我订了《美国外科文献》、《美国外科杂志》等英文期刊,白天看怕被人发现,就在晚上11点以后躲在屋里偷偷地学。

1970年的一天,我在《美国外科妇产科》杂志读到美国外科专家Dudrick的一篇肠外营养文章,介绍外国医学专家应用静脉营养,使一个先天性腹壁缺损的婴儿存活8个月。这个信息牢牢吸引住了我。

我就想,既然静脉营养可以使先天性腹壁缺损的婴儿存活,那么肠外瘘患者是否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营养支持呢?当时有这个创意不难,可真要研究起来又谈何容易?我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利用自己设计制造的腔静脉导管,在实验室进行营养支持动物实验,终于掌握了静脉营养的输注方法。

经过8个月的实验,1971年初,我在国内首次将全肠外营养支持应用于临床,这也是我国实施营养支持的第一次。 "一个人心中想着祖国的事业,任何艰难困苦也压不垮他。

如果心中只想着个人名利,就会患得患失,最终也难有什么出息。" 记者:改革开放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发现,石老是从52岁开始正式改行搞肾脏病研究的;而寿老也是花甲之年后才下定决心搞小肠移植研究,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大的魄力? 黎磊石:1978年春天,一位年轻军官得了肾炎,我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救治,只能痛心地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

30年前,我国现代肾脏病研究几乎是空白,慢性肾脏病在我国被列为10大死亡病因之一。

当晚,我彻夜难眠,决心填补祖国这一医学事业的空白。那时,我在热带病和血吸虫病的研究和防治方面,已经驾轻就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而转入肾脏病研究,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

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可当年我已经52岁。但我觉得,如果能为祖国医学事业趟开一条路,就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多的累都值得。的确,如果那时躺在"热带病专家"的功劳簿上吃老本,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肾脏病研究的这些成绩。

黎介寿:我常跟学生说,是选择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守业",还是选择敢于争先、勇超一流地"创业",决定了医生人生价值的走向,决定了个人能力素质的走向,也决定了一个学科未来建设与发展的走向。

在器官移植中,数小肠移植难度最大。那时我们在肠道疾病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科学研究绝不是简单重复"炒炒冷饭",小肠移植这道坎如果攻不下来,就不算是形成肠疾病系列研究。当时,也有人提醒我,都过了花甲之年,搞好了,当然能锦上添花;但搞砸了,就可能声败名裂。

我觉得,一个人心中想着祖国的事业,任何艰难困苦也压不垮他。如果心中只想着个人名利,就会患得患失,最终也难有什么出息。最终,我还是横下一条心,非啃下小肠移植这块"硬骨头"不可。

记者:石老,1994年你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国家卫生部一位老部长曾惊讶地说,别的院士都是大医院、大科研单位产生的,而你却是从山沟沟里冒出来的;别的院士都是搞了一辈子老本行,而你却是半路出家搞肾脏病研究的。

他把这个现象称为"黎磊石现象"。您自己怎么看这个现象? 黎磊石:确有此事。道理比较简单,不管你在都市也好,在山沟也好,能治病就是硬道理。要想取得成果,你就必须创新。

举个例子吧。肾穿刺是一种先进的肾脏病检查方法。它运用一根针,到肾脏里取很小一部分组织,进行病理检查。尽管这是先进的医学技术,但当时国外穿刺技术并不完善,临床存在病人出血、休克等极大的风险。

我通过研究,把细小的穿刺针改造成穿刺管,又变国外垂直穿刺的办法为斜刺的办法,既可以避开血管,降低出血现象和出血率,又能一下子取出比以前多出一倍的肾脏组织。这个办法攻克了困扰国际医学界20年的难题,安全性和成功率显著提高,副作用率也降低到5‰。

不少同行说我在世界肾脏病防治领域开创了六个第一,我的体会就是,"不崇洋,不唯书,只唯实",病人的需要就是我敢于创新的原动力,有时哪怕冒点险也值得。

记者:科学研究是寂寞的事业。寿老,听说您小肠移植仅仅动物实验就做了8年之久,是什么力量支撑你顶住不断的失败,一路走过来? 黎介寿: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幅画。画布上,风雪交加的圣诞之夜,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着,人们在屋里纵情欢笑。

而户外的冰天雪地里,一名医生肩背药箱,独自踏着没膝的积雪出诊,药箱上的红十字格外醒目。这幅画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它告诉我,当医生,搞医学研究,都是一门寂寞的学问,举步维艰,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专注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个专注的人,往往能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凝聚到所要干的事情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在遇到利诱、遭到挫折的时候,专注的人能够不为所动、勇往直前,直到最后成功。

相反,如果心浮气躁、朝三暮四,干什么事情都只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如果那样,我的小肠移植研究也不会取得成功。 记者:二老都曾有过改行走向仕途的机会。

为什么都选择了放弃? 黎磊石:你说的还是1986年的事。那时,上级指派我去帮助301医院组建肾脏病科。为了既完成好任务,又兼顾好南京的工作,那段时间我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南京,不遗余力地将肾脏病治疗这一新学科向全国辐射。

后来,总后勤部想把我留在301医院工作,并打算安排领导职务。如果我留在那边,仕途肯定一片光明,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可能早早告别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当官和当科学家,虽然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但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一个人是难以同时当好这两个角色的。

既然我立志做一个有所作为的科技工作者,那我就要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对当一名好医生的抱负始终矢志不渝。所以,我就选择回到南京工作。

"能当上院士,我们兄弟三人是生逢其时。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很难有今天的成就。所以,生逢盛世,当不虚此生。" 记者:寿老,您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听您的助手说,有一次到一个教育基地参观,一些年轻人走山路都感觉走不过您。

为什么您精力、体力还如此充沛? 黎介寿:我年纪大了,但在心态上我从不认为自己老了,我希望我的生命长一些,因为在事业的征途上是没有终点的。平时,我都坚持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

这么多年来,我和我弟弟上下班,都是一路去一同回。过去,我每天晚上9点从医院回家;现在年龄大了,每天晚上7点回家,看看新闻就开始看书或者查资料,每天晚上11点睡觉,早上5点半起床,中午睡半个小时,每天睡6个小时,一年还要写七八篇论文。

过去,那么艰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条件好了,特别是科研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更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比如,以往做小肠移植动物试验时,冬天给猪生炉子取暖,夏天给猪浇水降温,到了1992年实验室就用上空调了。

当然,条件好了人也容易产生惰性,功成名就了人很容易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重要,与其说我体力充沛,还不如认为我精神状态良好。 记者:80多岁,应是颐养天年的时候。

二老还坚持在临床、教学、科研一线,都有怎样的考虑? 黎磊石:我常说,能当上院士,不是说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贡献有多大,过去许多水平、贡献在我们之上的前辈,都没当上院士。能当上院士,我们兄弟三人是生逢其时。

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很难有今天的成就。所以,生逢盛世,当不虚此生。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最大意义又是什么?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工作,融入奉献,融入为患者服务之中,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我74岁的时候,患恶性肿瘤骨转移后,在手术前,我反复对医生说,我对手术无顾虑,如果失败了死在台上也无所谓,但如果活着,一定要让我能做事。哪怕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也行,这样我就能够把研究所的事处理好、交待清楚,也就去而无憾了。

黎介寿:一位美国医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开始学习医学,必将学无止境。"时至今日,我还在临床、教学、科研一线,每星期一专家门诊雷打不动,仍然坚持每周做两到三台手术。

不脱离临床一线,主要是为了发现新问题,捕捉新灵感,建立新课题,解决新问题,这就是我的乐趣所在。现在,有两件事能让我特别高兴:一是治好了一名重病人;二是别人没有做过的课题,我们研究做成功了。

过去,小肠移植虽然技术上成功了,但运用到临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进一步延长患者的生命。科研是永无止境的,肠黏膜干细胞移植,是个全新的领域;控制性损伤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可岁月不饶人,正因为如此,我更感到时不我待。 记者: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有不少国外著名医院和医学研究机构诚挚邀请你们到国外工作,并提供优厚的待遇,你们都拒绝了。为什么? 黎磊石:对于人才来说,凤凰要把高枝占;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栽下梧桐引凤凰。

在医疗市场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国际间人才流动是正常的。现在,我与一批国际医学权威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也有不少研究机构聘请我到国外做研究工作,但我不去。

我认定一个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我是中国人,在祖国有我干不完的事业。过去,都是发展中国家人才向发达国家流动,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国家发展强大,国外的人才也会向中国流动。最近,英国伦敦帝国大学要求派人到南京总医院进修深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黎介寿:现在,一些早期的留学生从国外回来,我还是对他们说,你国外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我总觉得你的心情不一定如我。你在外面是为外国老板打工,我是在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工作。

现在,有少数科技人员在国内时千方百计想着出国,刚踏上国外的土地,就忙着申请绿卡,想方设法留在国外,这样很不好。科技工作者成才定位很重要,自觉克服"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等功利思想,自觉讲爱国讲奉献,你的人生之路就会越走越广阔。

记者:寿老,现在您参与的许多论文,都经常不参加署名,很多学生都感激地称您为"金子般的铺路石"。 黎介寿:我一直提倡好的学风和作风,比如在论文署名这个问题上,我就要求谁执笔的论文,谁主研的科研课题,谁的署名就排在第一。

有的学生在我的指导下取得了成果,要给我挂名,我就直接告诉他,我重视的是你们取得了对患者有帮助的结果,课题是你们做的,我自然没有权力挂名。

其实,名和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看到学生在成长,看到事业后继有人,就像自己的科学生命在延伸。这几年,一些高难度手术,我都尽量在一旁做助手,让学生主刀;接到学术会议邀请,也尽量让他们去参加。

为了把他们推向前台,我把研究所学科发展细化为肠外瘘、肠移植、胃肠肿瘤等12个治疗组,按每个学生的特点设计发展方向,量才施用,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干成事。 记者:采访中,不少学生都说你们接受新鲜事物比年轻人还快,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黎介寿: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我工作的需要。

比如,用数码照相机照相,是为了留资料,如果让别人拍,往往达不到我要表达的效果;如果我不会,就可能会失去很多宝贵的资料。

我上网也是这样,科研或看病如果感到知识不够,我当天晚上就上网查。现在,讲课的幻灯、课件都是我自己做,人家做的很难与我讲课的内容相融合。我需要不断接受新的东西,我也非常愿意接受新的东西,这样能使我的治疗、研究不断进步。

黎磊石:我十分欣赏这句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岁月不饶人,我们兄弟俩都是80多岁的人了。人老经验丰富,但也容易固步自封。记得80岁生日那天,我对我的学生说,夕阳无限,我还要发光发热,多做工作,拓展事业;功成名就,一个人脑子里就或多或少存在着老经验、老习惯、老办法,常常"顽固"地表现出来,我也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吐故纳新"。

其实,既夕阳无限,也生命有限。在有限的生命中,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新人上,新人辈出是夕阳无限的最好注释。(特约通讯员 潘正军 特约记者 冮伯友 丁广阳 记者 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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