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职称评审 熊丙奇:职称评审不去行政化 大学这条船迟早撞上冰山

在行政化评审的影响下,高校师资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能走红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适应这种规则并善于运用这种规则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实实做学术的人反而会被逐渐边缘化。评审评不出好老师,也就意味着学生遇不到好老师,最后的结果就是,教学质量的下降与学术风气的败坏。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对同院教授大打出手,理由是对方使自己未评上教授职称;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公开表示自己不愿去玩“职称游戏”,拒评教授;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一名评审专家竟高调地在宾馆“开房收钱”……近期,一系列事件将原本深藏在象牙塔中的大学职称评审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人质疑,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好像不仅没能评出优秀教师,反而成了制造各种丑闻的机器。

“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完全被异化成了"行政评审"。”近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行政化是当前大学职称评审的病根所在。想要改革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应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前提。

不申请课题就能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学者最值得尊重

中国青年报:对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有关大学职称评审的事件,您怎么看?

熊丙奇:虽然这些事件只是一些个案,但它们能反映出我国目前大学职称评审中存在巨大问题。腐败、潜规则、缺乏公信力……当前大学职称评审制度确实“病得不轻”。

中国青年报:病根是什么?

熊丙奇:行政化!大学职称评审的本质上是对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的评价,可是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完全被异化成了“行政评审”。在评定主体上,不论是获得政府认定的自主评审资格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还是各省的教育、人事主管部门,都具有很强的行政性质;在评定标准上,基本上用的也是各种硬性的行政指标;对于评定对象而言,一旦被评上教授或副教授,一般也就终身享有相应的资格,像极了行政许可。

除了目前引起关注的职称评审,比如,前些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议的本科教学评估,有关部门也承认其中存在形式主义及弄虚作假的问题。可见,行政化是学术、教育评价的天敌,一旦各种学术、教育评价沾上了行政气,必然会失去“学术”这最本质的两个字。

中国青年报:您提到当前大学职称评审标准行政化,但据我所知,现在评审的标准依然是论文、课题,为什么说这样的标准很行政化呢?

熊丙奇:论文、课题看起来是学术标准,其实不然。先说论文,我们的标准是关注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评审时很少有人看。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至于课题,那就更不是学术指标了。对于一个申请到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言,申请到课题并不表明取得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只说明国家给了你栽种学术成果的“化肥”,还没有产出,怎能以此为根据判断学术高低?现在职称评审比的是拿到国家“学术化肥”的能力,而非产生学术成果的能力。

对于部分教授而言,正由于他们看透了其中的“奥秘”,经常在课题还没什么成果时就将其包装成了有成果的样子,去参评各类奖项。然后再用奖金去公关新的课题,进而再去评奖。如此往复,金钱被运作到教授的口袋里,名声被运作到教授的头上,至于学术贡献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有时甚至是零。

在我看来,那些不申请课题、不靠“化肥”就能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学者才最值得尊重。但在现实中,这些学者往往因为拿不到课题和经费(或不愿意同流合污去搞公关申请课题)而被认为是无能的,进而被逐渐边缘化。

中国青年报:您曾在博客中指出,教授本应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职称,我们现在恰恰弄反了。为什么这么说?

熊丙奇:职称是一种经过行政许可的身份,一旦获得,基本上终身享有;但职务更多是指一种具体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就有这个职务,不在岗位上就没这个职务。在国外著名大学,教授更多意义上是被作为职务理解和对待。比如,有人应聘上耶鲁大学教授,只是意味着他获得了耶鲁大学的一个教职,哪天他离开了耶鲁大学,他就不再是教授了。如果他到了哈佛大学,只被聘用为副教授,那他也就只是副教授了。

然而,我们现在却把教授完全行政化地理解为职称,甚至是行政身份,一旦获得这个称号,相应的工资待遇基本上是终身享有,不随具体岗位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去身份化,可是在当下大学中,教授这一职务却越来越身份化、利益化。

中国青年报:当前大学职称评审中还有一种怪现象想评副教授,英语听说读写必须过一定等级,而且要有一年的海外求学经历。许多大学青年教师反映,这样的评审标准毫无意义。您觉得呢?

熊丙奇:这就是行政化评审的典型性表现。学术评价应该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甚至是不同研究问题的特点进行具体评价,不能“一刀切”。外语使用能力等同于教学科研能力吗?对于一个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来说,要求人家那么高的外语能力做什么?更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评副教授非要要求一年的国外求学经历,出过国就一定具有国际视野吗?现实中,没出过国也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大有人在。

所谓学术评审,应该是由“学术共同体”来判断相关学术成果的创新性与贡献大小;所谓教学评审,应该关注老师课堂上的表现,比如,组织课堂的能力、提供参考文献的能力、组织学生讨论课的能力、指导学生做学术研究的能力等。

中国青年报:如此说来,现在的大学职称评审还能评出好老师吗?

熊丙奇:当然不能。在行政化评审的影响下,高校师资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能走红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适应这种规则并善于运用这种规则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实实做学术的人反而会被逐渐边缘化。评审评不出好老师,也就意味着学生遇不到好老师,最后的结果就是,教学质量的下降与学术风气的败坏。

大学教师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

中国青年报:要让大学职称评审去行政化,现在恐怕不容易做到吧?

熊丙奇:的确如此。想要改革这种评审机制,首先触及的是当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利益,他们不会轻易答应;那些在现行评审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教授,很大程度上也会反对改革现有职称评审制度;另外,部分高校教师可能已经上了现有评审机制这条船,正在为符合行政化的评价标准而努力准备,如果突然要改革,肯定会影响他们已经付出的努力。尽管如此,我们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否则大学这条大船迟早要撞上冰山。

中国青年报:从哪里改起呢?

熊丙奇:不能单就职称评审来谈职称评审,而是应把它放在整个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去行政化,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所以,改革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必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前提,否则即便单独进行改革,可能收效甚微。

由于改革必然影响现行教育体制下行政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无论进行大学职称评审改革还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都需要“顶层设计”,即改革的设计和主导权不能只放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手中,而是应放在更高的层次。至少我认为,国家的教育改革方案应由全国人大设计和主导,地方的教育改革由地方人大设计和主导。

在大学内部,一定要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而且应给予这些自治委员会足够的运作空间和权力。当然,运作空间和权力不可能轻易获得,毕竟要经历一个博弈的过程,这就需要大学老师积极努力去争取。

现在社会上都很推崇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教授,而在这些教授身上,大家最推崇的莫过于他们的风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师也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此次湖南的职称评审腐败案,如果不是有人坚持曝光,这类现象还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有合理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我们更要为大学教师提供足够自由的研究空间,真正实行学术自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他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兴趣驱动,而非任务驱动。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能会出现个别没有成果的“懒汉”,也可能最后产出的“学术成果”数量没有以前多。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学术精品肯定会比现在多,对学术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肯定也会比现在大,教育和学术的声誉也会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