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谁最势力大】中国高官官二代占多少?红二代最有钱的是谁?
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门、西山,对于这群特殊的红二代来说如今只存在于回忆之中,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陈小鲁:我不会,第一个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你看我这个衣服,我的衣服都不超过100块钱的,我并没有什么珠宝古玩,所以我不怕人家说什么。再一个,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管好自己就完了。
人物周刊:对于子女,你会怎么去要求他们?
陈小鲁:那就是做个好人就行了,别偷别抢,自食其力,我并不要求他怎么样,像我儿子,他现在就是个体户,既没有到国家机关当公务员,也没有到国企当什么干部,他就靠他自己的力量。
人物周刊:如果他要从政呢?
陈小鲁:如果是他的选择我当然支持,关键是他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不能代替他。我们一般不太管这个事,你说了他也不听,有代沟的。我们就是比较现实,我们的路就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要走他自己的路,我们能帮就帮他一把,帮不了就算了,不会刻意要怎么样。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中的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满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灯和船形霓虹Logo环绕着,却把一首《盼红军》唱得嘹亮。
他们来自“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正为一个大日子准备着——下个月在远望楼宾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个多月的排练,老人们已经唱熟了10首红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为标题开头。
“我们是‘红二代’,没有理由唱不好!”排练间隙,身穿一身红衣的会长徐文惠从长凳上站起,为团员鼓劲。她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
74岁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几乎自费支撑着所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练间隙她说,“我们要将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变色的危险来自哪里呢?——“美国不是要让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变颜色吗?”
这个群体自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研究者米鹤都认为,“红二代”这个词,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
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
“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