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 《论语·卫灵公篇》解说(15·8

15·8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这一章,注家们的理解高度一致,李泽厚的译文可作代表:“可以与他交谈而不交谈,错过了人才;不可交谈而与他谈,浪费了语言。聪明人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语言。”——但我以为,这是误解。前句太夸张了:“可以与他交谈”的人决不会都是人才,按说应该包括蠢才的;后句则讲得太轻松了:“不可交谈”的人可能是一张“破嘴”,你把重大机密向他说了,岂止是浪费语言,很可能闯下大祸,给你自己和许多人造成很大损失的。

孔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其实,这章是说:你本可以甚或应该对某人说的话,你竟不主动对他说,他当然会认为你不信任他,认为你对他有“看法”,于是也就疏远你,把你当做“不能与言”的人,这在你不就是“失人”?你不该对某人说的话,你竟对他说了,结果很可能坏事,这不就是“失言”?这两种情况都说明,你说话看不准对象,既缺少知人之明,又不能把握自己,换言之,就是你不够“聪明”。

所以孔子接下说,智者不会如此。——孔子是个极有智慧的普通人,不喜欢玄思,更不故作高深,只讲普通的真理,我们对他的话也就不必总往高深处解。

但我转念一想:如果这是在对君主或官员说话,所谓的“失人”倒很可能是说“错过人才”:在6·14章,孔子问子游:“女得人焉耳乎?”其中的“人”字不就是指“人才”吗?我终于释然:本章的“失人”确是“错过人才”的意思,“言”则是指命令、政令,故“失言”是说政令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相应地,“与”字自然是“授予”义了。

——原来,此章是说:该把某政令交给某下属去贯彻却不交给他贯彻,那会错失人才;不该把某政令交给某下属去贯彻却交给他去贯彻,哪会使那政令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聪明的君主既不会错失人才,又不会使政令发挥不出作用。

按我的上述新解,此章是讲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前句说君主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将错失人才,后句补充说,若是信任了不值得信任的人,则将贯彻不了意图,办不成事。全章归结为教诲用人之道,和“用人得当”在于有“知人之明”,所以用“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样两句结尾。——由此看来,我这新解同我的上述“旧解”是相通的,二者间可说是“特殊”对“一般”的关系。

15·9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章后两个“仁”字何义?杨伯峻译为“仁德”,钱穆译作“仁道”,于是“害仁”是说损害仁德或仁道,“成仁”是说成全(完成)仁德或仁道,这理解即使可以成立,解说起来也要绕大弯子。我以为,这两个“仁”字乃是充当前面“志士仁人”的复指词(这里,“志士”和“仁人”是同义词,叠用只是为了加重语气),故是指“仁人”,“害仁”即损害自己的“(志士)仁人”形象,“成仁”即完成自己的“(志士)仁人”形象,因此,全章意思是:作为志士仁人,在特定条件下,就不能为了贪生而损害自己的仁人形象,只能用牺牲生命来成全自己的仁人形象。

这理解不便捷得多,意思则更好得多吗?——“在特定条件下”,显是原文中必有而未予明言的义蕴。

孔子的全部学说,是教人如何活,不是教人如何死。但人必有死,有时还要对生死作出抉择。因此,如何对待死,是如何活的问题中的应有之义。这一章就是讲这问题。在人生途中,确可能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人如果不自觉地选择死亡,将是虽然苟全了生命,却显示了自己并非有德之人,而选择了死亡,则能确证自己真是个自己从前宣言过的那种好人。

孔子的教诲就是:这时候,真正的志士仁人(或者说,真想成为志士仁人的人)一定是(或者说就必须)宁愿死而不贪求生。

这就是文天祥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思想,这个思想,大概是古今中外的人都同意的,但我们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重视,因为中国人是把道德看作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这个思想,我国古人比今人恐怕也强烈得多,因为古人比今人更畏惧历史,就是说,更重视身后之名。

15·10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这一章,杨伯峻的译文是:“子贡问怎样去培养仁德。孔子道:‘工人要搞好他的工作,一定先要搞好他的工具。我们住在一个国家,就要敬奉那些大官中的贤人,结交那些士人中的仁人。’”这也代表了一般的理解。但按这译文,孔子的回答与“为仁”简直毫不沾边,完全是答非所问,中间插上一句“居是邦也”,则令人莫名其妙。——可见这理解一定有误。

但杨译在字面上是不错的。我据此作想:莫非“为仁”有个可以与这种回答相对应的特殊含义?插上“居是邦也”一句,是不是因为这个对话乃是发生在孔子带着学生漂泊国外以求作官参政的时候?我于是得到这样的认识:这章的“仁”字乃指仁政,子贡“问为仁”,乃是问:“我们”这样在各国游说,到底该怎样办才能争取到实行仁政的机会?由于是这种背景,所以孔子正是针对问题作答:头句是先比喻地说明,办事要想效率高,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手段,走正确的途径;接下就直接讲子贡的问题,说:我们现在既然是在国外,在并非自己的国家里谋求参政,那就须要采取特殊的方法,首先是寻找进入到所在国家“权力中心”的门径;“居是邦也”一句就是点明这个意思,当时的语境决定有这样四个字也就够了;最后就具体说明“进入”的方法、门径,那就是末两句。

——当时各诸侯国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手里,大夫是中层官员,“士”是泛指官员和“社会贤达”,通过他们就可以、才可能进入该国的最高层,接触到国君;“贤者”、“仁者”,自然主要是指“同情我们的仁政理念者”,但在这里其实更是“对我们友好者”的替代说法。

从这一章看来,孔子为了达到目的,是也主张拉关系、走后门的。也许就是因为有学生反对这样做,孔子才用了一个类比推理来论证这样做的必要性和不得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