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的诗 数学博导蔡天新:把诗歌的想象力用到数学中

他是数学博导,也是诗人、摄影家和旅行家

蔡天新:把诗歌的想象力用到数学中

旅行的魅力在不确定性梦想把数学家秦九韶搬上银幕

长江日报 记者禹宏

读 :你15岁上山东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31岁任教授,学习秘诀是什么?

蔡天新:主要是有好奇心。我从未跳过级,只是那时学制短、我上学早而已,这也使得我适时保存了体力和好奇心,在大学时代才发力用功。

读 :你童年时的梦想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过以后会成为数学家或是诗人?

蔡天新:好像只有白日梦。比如在中学拉练途中,希冀被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赶上,警卫员从后座上跳下来,走到我面前立正:“报告师长,军长请您到军部去一趟。”让周围的同学们艳羡不已。至于数学家或是诗人,都是没影儿的事儿。

读 :在你成长过程中,有什么人或事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什么?

蔡天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来到杭州。这件事触动了我,我在简陋的笔记本上描下他的访华旅行图。那时大人们都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突然要夹道欢迎他们的总统,实在想不通。乡亲们还传说美国人的飞机大得很,杭州笕桥机场降不来,临时把附近人民公社的土地拿来扩建了。这件事令我惊讶。那以后我开始关注世界了,可以说为周游列国打下了基础。

读 :现在还会回忆起孩时吗?有什么让你一直印象很深的事?我读到你的书里多次提到了河流和公路。

蔡天新:我已经写了一部《小回忆》(三联书店,2010年),现在该暂时放一放了。为何在书中多次提到河流和公路?那是因为我们家乡没有火车和航班。这可能也是对远方的一种向往,它们都是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我喜欢画地图,一个原因是爱看电影,特别是《渡江侦察记》那样打仗的电影,里面有军事地图,这也是白日梦的由来。早期是地图,后来是诗歌和绘画。

读 :你曾经是个叛逆的小孩吗?

蔡天新:我只是一个喜欢梦想的小孩,喜欢私底下记录一些事情,虽说多数是没有意义的。一般来说,前途比较确定的人往往叛逆,就像以前许多革命者是富裕人家出身。而我那时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父亲甚至买了一套木工工具想让我做徒弟,但又没有付诸实施。

再就是怀疑与好奇心,有一次,小学校的师生步行进城看电影,正好遇到县城第一次浇柏油马路,我捡起一块放在前额头发上,结果扯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断,后来拍毕业照时头上有一空缺。如果说叛逆,那也是在精神方面的需求稍稍不同于同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叛逆。

精神的需求不同于同龄人

蔡天新,15岁考上山东大学少年班,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任教授,33岁成为央视“东方之子”。他是诗人、作家,又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过去20年来,他以数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遍游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10多次摄影展,著有诗集《梦想活在世上》,科学随笔集《数字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人文随笔集《南方的博尔赫斯》、旅行记《欧洲人文地图》,传记《小回忆》等十多部,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

文理科原本不可分割

诗歌与数学有相通之处

蔡天新是个奇人:他是浙江大学数学系博导,又是诗人、旅行家和摄影家。他的传奇还包括:一边看报纸一边下棋,能够轻松打败对方。他喜欢拉丁舞蹈和足球,有一回跑到朋友的酒吧里,一个人表演了专场。

通常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却玩什么像什么。记者问他,何以多重身份都能兼顾?他透露秘诀:除了四年的研究生班主任,他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这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蔡天新觉得在中国,一个科长开会所花的时间,比他写诗的时间多;一个处长开会所花的时间,比他写书的时间多。

今年年初,蔡天新的随笔集《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30首诗作入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

数学严谨、逻辑性强,诗歌跳跃、发散性强。数学家和诗人,两个南辕北辙的角色,蔡天新却将它们驾驭得很好。

蔡天新告诉记者,两者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数学和诗歌都需要想象力,都简洁、智慧。“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是,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因此几十年来我乐此不疲。我倒是觉得,假如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会难以和谐相处”。

他早年喜欢用双行体写诗,说这有点代数中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味道,体现了一种均衡的美。他评价好诗的标准是:一首诗应该有所发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诗眼,这与一篇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致的。他还写过一篇《数学家与诗人:惊人的对称》,这种“惊人的对称”在于,“每一门科学只有当可以用数学来表达时,才是真正的科学;同样,每一种艺术也只有当渗透出诗意的美感来,才能称得上是艺术。

这就是为何莫扎特被誉为‘音乐家诗人’,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

作为浙大数学系教授,对古典大师原作的细读和研究,是他发现新问题的源泉,“最近两年来,我在这方面受益匪浅,取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把诗歌和艺术的想象力用回到数学中来”。

旅行的魅力在不确定性

身为旅行达人,谈起旅行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蔡天新回答“不确定性”。

他说,旅行里有即兴的东西会比较有意思,如果什么都安排好了,就变成了一个旅游者。“我从不买旅游攻略书,因为没有它更富神秘感。就像上次去东非,本来是荷兰人邀请我去学术访问,遇到国庆节,我给自己放了假,就用荷兰人给的剩余的钱买了机票”。

肯尼亚那边没有他认识的朋友,但他去过的南非诗歌节的主席跟那边熟悉,所以一到内罗毕就有一个报社记者兼笔会会长来访。那位记者带蔡天新去见内罗毕大学的一位英文教授和一位法文教授,“我各送了他们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法文版的诗集,他们一看很喜欢,就邀我做了一次讲座和朗诵,把他们的学生和研究生都召来”。

后来那位记者又要带他去东非大峡谷,但那天车子出了问题,蔡天新就把这一行程取消,直接去了乌干达,“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能去那么多国家,结果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了”。

他在途中遇到了中国的维和部队,搭他们的车子从刚果返回布隆迪,连海关都没过。“我回来的时候也不走老路,从坦桑尼亚飞回荷兰。在阿鲁沙,一位诗人给我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来了不同国家的诗人和音乐家,还有很多听众。当坦桑尼亚人知道这是我游历的第100个国家,感到很高兴。我在坦桑尼亚拍摄了许多抽象作品,这或许是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

走了那么多地方,蔡天新最喜欢哪里?他说:太多地方,太多故事了。《数字与玫瑰》书背上有句话:“我以为,每个年轻人(包括心灵年轻的人)都应该在有生之年去一次欧洲。我本人去过欧洲20多次,从没有厌倦;还有拉丁美洲,我在那里有最美好的记忆;最难得的是,过去11年里,我曾6次到达非洲”。

有人说他爱冒险,他却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词语的冒险。当你开始了第一行诗,你不知道下一行是什么,更不知道结尾是什么。甚至完成之后,也可能被修改得难以辨认。冒险带来快乐和刺激,可以说是一种高浓度的惬意。

梦想把数学家秦九韶搬上银幕

问及蔡天新还有什么人生梦想,他想了一会,说:梦想之一是我近年研究和提出的若干数论新问题,会引发各国同行的广泛兴趣。之二是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写一部学院派的小说,之三是希望能鼓动或协助某位大导演拍摄故事片《秦九韶》。

秦九韶是南宋的一位大数学家,其个人生活颇有争议,也说明人性之复杂。电影素材应有尽有:南宋,科举,战争,冥想,丁忧,火灾,洪水,造桥,皇帝,宰相,发现,贪婪,杀戮,乱政。他是独一无二驰名世界的古代中国科学家,至今享有盛誉,曾在湖北、浙江工作过。他的生活和道德可按两种方式演绎,政敌的诽谤、著作中折射出来的理性之光。

《数学家与诗人》(节选)

读 :高考在即,你赞成在中学阶段文理分科吗?

蔡天新:不赞成。文理科原本不可分割,文理分科将贻害无穷。现在高中学的课程内容太多太深,根本没有必要。有些内容如果做一两道题,会觉得很有意思,但做100道题,会把美感和兴趣给弄没了。个人认为,如果在难度方面适当减少,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学习。这对将来有好处,因为知识面广了,潜力也更大。

再者,不注重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影响力终究只限于本民族,无法走向世界。以分析哲学为例,因为建立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多位世界级的思想家,也成为20世纪主流哲学流派。

读 :据我所知,许多孩子会为文理分科的问题纠结。比如喜欢文科,理科也不错,但出于专业和找工作考虑,选择了理科,心中总会存些遗憾。对这样的孩子,你可以说些什么吗?

蔡天新:确实非常遗憾。我觉得理科生可以也应该怀抱人文的梦想,文科生必须时常观察自然,了解科学的历史和进程。我希望这些孩子能时时怀抱着远方,或许在那里,理科和文科会相互融合。

读 :诗歌与数学还有个相同点,就是它们看上去都不够“实用”。比如语文考试时,写作文往往要求“体裁不限,诗歌除外”,所以学生们不需要重视诗歌。

蔡天新:其实诗歌和数学不仅需要灵感,它们也能带给你灵感,诗歌和数学比较好的人会有特别的想象力。为什么数学好的同学找工作方便呢,因为他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我还有句话,大家可以自己琢磨:诗歌可以把我们带到想要去的地方。

读 :你有一对读高中的双胞胎女儿,爸爸这个角色,您自认为做得如何?

蔡天新:马马虎虎吧。现在她们在外地的寄宿学校,晚自习后经常与我通话。虽然早些年,我在外面漫游的时间比较多,但我在国内的时候,外出并不多。读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要求同学跟爸爸、妈妈时间多的分别站队,结果她们都站到爸爸的队伍里了。

与任何其它学科相比,数学更加是年轻人的事业。最著名的数学奖——菲尔兹奖是专门奖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的。黎曼死于40岁,帕斯卡尔死于39岁,拉曼纽扬死于33岁,艾森斯坦死于29岁,阿贝尔死于27岁,伽罗华死于20岁,而他们作为伟大数学家的地位却已经奠定。有些数学家虽然长寿,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大多是在青年时代完成的,例如牛顿和高斯。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开列一长串早逝的诗人名单:普希金、洛尔迦和阿波利奈尔死于38岁,兰波死于37岁,王尔德死于34岁,马雅可夫斯基死于32岁,普拉斯死于31岁,雪莱和叶塞宁死于30岁,诺瓦利斯死于29岁,济慈和裴多菲死于26岁,洛特雷阿蒙死于24岁。而以绘画为例,高更、卢梭和康定斯基都是30岁以后才开始艺术生涯的。

一个人能不能既成为诗人又成为数学家呢?从历史上看,只有18世纪意大利数学家马斯凯罗尼和19世纪法国数学家柯西勉强算得上诗人,20世纪智利诗人帕拉也曾做过数学教授。而人类历史上惟一能够在两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或许惟有欧玛尔·海亚姆了,这位11世纪的波斯人比多才多艺的达·芬奇还早出生400年,他的名字不仅因给出三次方程的几何解载入数学史册,同时又作为《鲁拜集》一书的作者闻名于世。

——摘自蔡天新《数字与玫瑰》(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

记者手记

回想之翼

蔡天新的诗:

——忆父亲

蔡天新的行走书写,有种独特的数学美感。

如写巴黎,他说“巴黎向塞纳河两岸扩张,形成今天这个样子,20个街区以阿基米德螺线从塞纳河依顺时针方向向外延伸,并以阿拉伯数字依次命名”。“从几何学的观点来看,西安或北京依赖的是封闭的正方形,而巴黎却是开放的螺线。前者规范、单一,后者散漫、复杂。一座城市的建筑格局和风格,必定会影响居民的思维方式,甚至人文、科学。”

向他约稿,来往电邮显示,他一会在欧洲,一会在非洲。几经努力,他终于在《读 》周刊开了名为“漫游与观察”的专栏。

去年盛夏,我突然接到他的短信,说正携家带口到湖南,“去那里参加一个读书会演讲和数学杂志的编委会,家人也都想出来看看。武汉我只是20年前乘船沿长江路过,有什么好玩的活动?”但两天后又接电话,说是家人身体有些不适,武汉就留待以后细细品赏,“我看过一些资料,东湖、汉口江滩、黄鹤楼、户部巷都蛮不错的,你说什么时段来武汉最好?”

一直强调旅行最大魅力在于“意外”和“随性”的蔡天新,如此用心安排武汉之旅,特别是言语间对家人的温和体贴,让我印象甚深。

近从报章得知,因诗歌、行走,促使他数学灵感纷至。他在新著《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中涉及的新问题、新方法,以及对若干经典数论问题的想法和拓延,引起数论界同行的关注,菲尔茨奖得主阿兰·贝克称赞其为“真正原创性的贡献”。

他说,其实就是把加法和乘法结合起来,利用这一想法,他把经典的华林问题、费马大定理等作了改造或延拓。

怀瑾怀瑜,与蔡天新对话,这几字不觉跃入我的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