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名家傅璇琮去世 曾影响一代学者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获思勉原创奖感言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1月13日 09 版)

2015年12月20日,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学术研讨会暨颁奖典礼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张世英先生的《哲学导论》和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5部学术著作获奖。

获奖者之一傅璇琮先生时在病中,未克莅会,撰写了书面获奖感言。

《唐代科举与文学》

《唐代科举与文学》是我在80年代完成的一部著作,之所以选择科举为切入点,是考虑到在唐代,科举及第已经成为士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代的发展,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由此,可以将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从而更深入地认识、理解唐代文学。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更为长远的考量,那就是想尝试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来综合考察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与心理状态,并且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以为整体的唐代文化史研究提供参考与取材。

应该说,在本书写作之时,国内还没有一部堪称学术著作的中国科举史,更没有关于唐代科举的专书研究,其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少,因此在不少地方需要我白手起家。因此搜集、整理并考证相关的基本资料,就成为此项研究的出发点。

我首先需要梳理唐代科举制度的全貌:例如通过全面考察有关唐代“登科记”的文献资料,在徐松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充实对于“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史料学的认识;又如过去学者对“制举”的认识较为分歧与含混,本书广泛收集相关文献,就唐代制举之源流、科目、考选、授官、策文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与论述,从而较为清晰地展现出这一唐代重要制度的情状与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主要属于制度史的领域,其研究方法也以历史考证为主。

不过,本书的计划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唐代科举史,而是探讨唐代科举制度背景下的文学。并且我也不希望像过去不少研究那样,简单机械地将科举史与文学史勾连,而是试图考察科举使唐代社会形成了何种风貌,这种风貌又在人们四周构筑了何种氛围,而这种文化氛围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使其审美趣味、情感特征、价值标准随之发生变化,并最终导致了文学的变化,用现在时兴的话说,也可谓一种语境研究了。

在其中,我尤其注意通过具体丰富的资料细致地论述唐代科举的各个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例如举子拜谒公卿与投献行卷、三试过后紧张看榜、中榜后欣喜若狂、参谒宰相、曲江赴宴、题名慈恩、杏园探花以及落第者垂头丧气、借酒消愁、“打既耗”等情状,还有科举中请托贿赂、结党舞弊、恃势怙霸、滥打秋风等种种场面。

了解了这些历史细节,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狂喜,“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急切,从而更为细致而恰切地感受唐代文学中微妙鲜活的情感表现,更加立体地了解时代环境与文人心态之关系。

巴尔扎克对于其《人间喜剧》的期望是“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我对于这句话印象很深。文化乃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学、历史、哲学等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究,让研究的对象活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哲学》的作者、法国著名学者丹纳所强调的“环境”乃可资借鉴,“环境”就是勾勒社会的文化风貌,通过“环境”之描述来呈现文人的心态,通过文人之普遍心态来理解文学。

此后,法国文学研究泰斗朗松进一步开创了“文学生活史”,将文学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与生活空间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我的这本书应该说受到了这类研究的启发,尝试以全景式的勾勒与描述方式,细致而具体地展现出在科举制的影响下唐代文人所生存的时代氛围、他们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从而进一步体察到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所特有的情感与心理。

这一点我自己认为是此书在学术方面较显著的创新之处,并且也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认可。

此次,主办方希望我以“跨学科创新的路径与方法”为主题发表演讲,我想正是对于上述之研究方法的肯定与重视。《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与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实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跨学科是完全必要的。

大家知道,现代的“文学”概念来自于西方,虽然我们将其与传统的“集部”之学对应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两者的性质与功能还是有其差异的。按照目前普遍的观念,文学研究可分为外部与内部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看上去应属于外部研究。不过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来说,内部与外部的截然划分有其弊端。

其实,诗歌与文章的体制、修辞、模式这些归入内部研究的问题无不有着外部——社会、政治、经济、习俗等方面——的成因,而且作品中体现的美感与情态也是缘于历史长期的塑造。中国古人创作的诗文,往往承载着特定的社会与道德功能,这既构成了作品的外部背景,实际上也规定了作品的内涵,其中的情态与美感都要在特定语境下才能得到最适当的理解与体会,中国古典文学由此才向我们散发出其独有的韵味来。

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我引用了大量诗文,一些是作为与唐代科举制度有关的史料论列,还有一些则是展现在科举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带有特定内容、情态与美感的文学创作,这正足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内外之不能截然分割。

从80年代到今天,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书作为初创之作,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有不少学者仿照本书的写作格局,撰写相类似的选题,这些著作或是对于《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探讨,或是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其他的历史阶段,各自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我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够进一步开阔视野,结合其他学科,更加广泛地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方面来探讨古典文学,并且始终将内部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如此则古典文学研究之境界必将更为开阔而深入,我虽已为耄耋之年,仍引领以望!

陈尚君:傅璇琮改变了国内学者研究古代文学的习惯

来源:澎湃新闻网

2015年底,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与另外4部学术著作共获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傅先生时在病中,并未莅临上海的颁奖典礼,但他还是撰写了书面获奖感言。为此,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也发表了“傅先生著作获奖点评”。

傅璇琮先生去世后,陈尚君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简单回顾了傅先生的学术成就。陈尚君认为,傅先生影响最大的书当属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这也是傅先生的第一部著作,“这本书改变了国内学者研究古代文学的习惯,影响了一代学者”。

“1950年代以来,我们比较多关注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关注作家、作品论,关于二三流作家的着力点很少。关于作家生平,一般都是参考前人论述,对材料进行铺排和罗列,而傅先生的研究是采取非常周密的文献考订方式。”

“傅先生的贡献是一方面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了一流作家背后二三流的作家群体。在方法上,他更多强调了文献和史学考订对作品解读的意义。而在作品解读层面上,他也追求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

例如,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旗亭听诗”,就是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人在一个音乐场所内听歌女唱诗,他们互相比谁的诗入歌词最多。而傅先生就通过考证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故事中高适的诗是王之涣去世以后才写的,这些都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傅先生早年遭遇曲折,后来是中华书局以编古代文学资料的方式将他留下,现在通行的《全唐诗》就是傅先生和王国维的长子王仲闻整理的,此外他还编过多种大作家的研究资料集。”陈尚君说。

陈尚君还谈及傅先生作为一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吸收,“他本来是一个很关注现当代文学、西方文学的文艺青年,对于法国社会学派,包括罗丹等人的论述都很有接受的兴趣,非常重视丹纳的《艺术哲学》。”

最后陈尚君表示他和傅先生在治学方向上可谓基本相同,比如在唐史研究的前辈学者里,最有成就的是陈寅恪和岑仲勉,“我觉得使我们受到更多影响的是岑仲勉而不是陈寅恪,我们认为现在能看到的任何一部著作或作家记录,都是有疑问的,都应该进行文献的比较、解读以后来加以辨析以寻求真相。所以对唐诗的研究,关注的就不是一般随便阅读后的感受,而是要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傅先生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包括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等等。他在1990年代以后准备编《中国古籍书目提要》,还一直想重新整理一部大家能够信任的新版《全唐诗》,但这些工作都没来得及完成。”陈尚君说。

此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扬下午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刚听说傅璇琮先生仙逝,十分震惊!傅先生对于我们治唐史者而言,是真正的开拓者,特别对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他的工作尤其重要。他前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无疑是名作,晚年用力唐翰林学士生平考辨,是晚近唐代文史著作中最具意义和功力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