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翰林学士傅璇琮 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六,北宋太宗曾于“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患顾问阙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但此时仅称为侍读,正式建立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乃在真宗咸平二年(999)。

《宋史》卷六《真宗纪》一,咸平二年七月,“丙午,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等为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国子祭酒邢昺为之。”关于此事,南宋初程俱所著《麟台故事》有具体的记述,其书卷三《选任》,有云:“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以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守本官充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守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郎吕文仲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并认为宋朝正式以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加学士之名的,即自真宗时始,谓:“帝聪明稽古,奉承先旨,首置此职,择耆儒旧学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

”(注:见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也记此事,并谓其班秩虽“次翰林学士”,而“禄赐并与之同”。(注:《石林燕语》,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石林燕语》同卷并记,“(杨)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据《宋史》卷二九六《杨徽之传》,真宗未即位为太子时,曾以杨徽之为太子左庶子,后任东京开封府尹时,又召杨徽之与毕士安亢开封府判官,故对其甚为信重,乃于咸平二年秋,“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夏侯峤、吕文仲并为之,赐宴秘阁,且褒以诗”。

由此可见,北宋前期正式确定有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当承袭唐穆宗时之设置;也可佐证丁居晦记韦处厚为侍讲学士,又记路隋为侍读学士,并不误,因如无丁居晦所记,真宗时也不可能特设侍读学士,以与侍讲学士并立。

且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侍读仍班侍讲上”。可见宋代对侍读学士是很重视的。

据宋洪遵《翰苑群书》卷十《学士年表》所记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不断记有侍讲、侍读学士姓名,如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冯元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学士;庆历五年(1045),叶清臣与宋祁均为翰林侍读学士,宋祁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至和二年(1055),吕溱在翰林侍读学士任,并出知徐州;嘉祐元年(1056),王洙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

又洪遵《翰苑遗事》曾据宋敏求《退朝录》,也记有“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

又据清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卷二,金元二朝都置有翰林侍讲、侍读学士。(注:《词林典故》,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至明初,则更进一步规范化。明黄佐《翰林记》卷一《官制因革》,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定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同卷《列衔》又记,翰林学士为正五品,侍读、侍讲学士为从五品。

同卷更对侍读、侍讲二者职掌有明确的规定:“侍读学士之职,凡遇上习读经史,则侍左右,以备顾问,帅其属以从。

侍讲学学士之职,凡遇上讲究经史,亦如之。”(注:明黄佐:《翰林记》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则似一为陪读,一为陪讲。又据《词林典故》,清前期规定,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各三员,官品晋升为从四品。

从以上概略的介绍,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唐代中期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历时虽不长,但影响深远。宋至清近900年间,于翰林学士院中特设这两类学士,均为沿袭唐制;且明代明确定侍讲、侍读各二员,可能也参照唐代,唐代的侍讲学士,一般即不超过二人(参见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第二,自宋至清,侍读学士,都与侍讲学士并立不缺,而且北宋时侍读学士的班秩还在侍讲学士之上(见前所引《石林燕语》卷一)。

由此更可进一步佐证,唐穆宗时路隋被授为侍读学士是确实的。

翰林学士院虽早建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但前期入院的学士,其姓名、官衔,并无明确的记录。韦执谊于德宗贞元二年(786)任翰林学士时,已注意于此,因此“收遗补亡”,补记开元后的学士姓名及官衔迁转,并希望“庶后至者,编继有论”。

(注:见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文后署“贞元二年龙集景寅冬十月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四。)自此以后,即有将入院者姓名题记于院内壁上。唐元和时翰林学士李肇于所著《翰林志》中,记学士院,“北五厅间,东一间是承旨阁子,并学士杂处之,题记名氏于壁者,自吕向始,建中已后,年月迁换,乃为周悉”。

(注:唐李肇:《翰林志》,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一。)元禛于长庆元年(821)八月作《承旨学士院记》,也说他将郑开始的承旨学士姓名及迁转官衔,“书于座隅”,即承旨厅内的壁上。

(注:唐元禛:《承旨学士院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二。)这当是自德宗贞元以后翰林学士院一个好的风尚。因此,丁居晦于文宗开成二年(837)五月作《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就自称“学士姓名,此本据院中壁上写”。

由此可证,路隋所授的侍读学士,当是从当时壁上所书札录,并不讹,也因此而为北宋真宗设置翰林侍读学士的依据。

上面主要是论述自宋开始,历金、元、明、清,都设有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说明中唐时期于翰林学士院中设置侍讲、侍读学士对后世确是有影响的。这里拟再补述穆宗时之设置这两类学士,还受本朝的启示,即玄宗开元前期建立集贤院所定的职能与建构。

玄宗于即位后,就很关心经史典籍的阅读与整理,而且为此特设侍读。《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下,开元三年(715),“冬十月甲寅,制曰:‘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当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

’以光禄卿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唐会要》卷三五《经籍》又记:“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墳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辑,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

’”(注: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由此可见,侍读之名在玄宗开元时确立,其职掌,一是备帝王研读典籍时顾问;二是整理宫内藏书。

此后,就正式召选学术之士入于乾元院,“编校群书”。(注: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又《玉海》卷五二引韦述《集贤注记》:“(开元)六年三月五日,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

”)开元六年(718)冬,乾元院更名丽正院,继续编修书籍。开元九年春,撰成《群书四部录》200卷。(注:据《旧唐书·玄宗纪》(上),《通鉴》卷二一二,《玉海》卷五二引《集贤注记》。)开元十年九月,当时任宰相的张说任为都知丽正殿修书事。

十三年,玄宗为封禅泰山,张说受命撰制封禅仪注,就是在丽正书院内召集学士进行的。稍后于此年四月,即改丽正院之名,正式建立集贤院,以张说知院事。据《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内除学士(五品以上充)、直学士(六品以下充)外,还特设侍讲学士,当时侍讲学士有国子博士康子元、监察御史廙业、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骘。

据《玉海》卷二六引《集贤注记》,开元十九年三月,康子元还与其他学士陈希烈等“于三殿侍讲。

先是,讲《周易》毕,康子元等各蒙锡赍”。由此可见,当时集贤院侍讲学士是以讲儒家经典为主,且甚受皇上的重视。这里应注意的是,集贤院前身丽正书院,主要为整理宫廷图书,开元十三年张说以宰臣主持集贤院,其职责之政治、文化品位明显提高。

撰成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附集贤殿书院,记其职掌为:“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

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注:《唐六典》,陈仲夫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可见集贤院在刊辑经籍时,还可借以“辨明邦国之大典”,且可为朝廷推荐和考察人才。

这正如张九龄在《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讌序》所说:“是以集贤之庭,更为论思之室矣。”(注:唐张九龄:《曲江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又见《文苑英华》卷一六八。)这其实已含有翰林学士的部分职责,中晚唐时有些翰林学士也确有兼集贤院学士或直学士的。

穆宗于刚即位时,即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固然有可能受玄宗时集贤院建置侍讲学士的启示,同时也与他对文士的重视有关。这一点过去常为人忽视。在史书记载中则有好几处提及他“盛陈倡优杂戏”,“游畋声色,赐与无节”,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于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上奏,称“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

(以上见《通鉴》卷二四一,又参见《旧唐书·穆宗纪》)这当然也是穆宗的弱点,是他后几年“败度乱政”(《旧唐书·穆宗纪》末史臣评语)的原由。不过他接位的第一年,其重视、擢用文士,却值得注意。这里拟略作概述。

按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为宦官陈弘志谋杀,时太子李恒为另一宦官中尉梁守谦拥立,接帝位,即穆宗,时26岁。值得一提的是,穆宗即位的第一天,乃先召见宪宗时留任的翰林学士段文昌、杜元颖、沈传师、李肇,以及他在东宫时为其侍读的薛放、丁公著(按丁公著后于文宗时也被任为侍讲学士),也就是先与宫内六位文职官员聚谈,第二天才集合群臣。

稍过数日,复又任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这是他即位后直接提拔翰林学士为相的首例。

(以上见《通鉴》卷二四一,及《旧唐书·穆宗纪》)同月(即闰正月),即穆宗登位后的第10天,在同一天,又新召入三位翰林学士,即当时已较有文名的李德裕、李绅、庾敬休。(见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而后又仅隔一个月,二月十四日,韦处厚乃由户部郎中、知制诰入为侍讲学士,路隋由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入为侍读学士。

再过一个月,又有一首创之例,即召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入翰林学士院,给予一个特名:侍书学士。这时柳公权正在夏州幕府,为夏州观察判官。

据《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权传》:“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为该年三月二十三日。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谓:“翰林有侍书、书诏学士,唯见于公权传。”这也确是一个特例。这样,在这一年,在翰林学士院,学士共有九位,这是唐朝建置翰林学士后,人数最多的一年。在翰林学士以外,同年五月,元禛由膳部员外郎迁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即能在中书省起草官方文书,第二年又正式任为翰林学士,“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

(注:见白居易:《元公墓志铭》,载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又韩愈于元和末因上书谏奉佛骨被贬潮州,元和十五年正月自潮州量移袁州,九月,即又召韩愈入朝为国子祭酒。十二月,白居易则自司门员外郎擢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

(注:元稹、韩愈、白居易等事,参见《旧唐书·穆宗纪》、《通鉴》,及拙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穆宗即位的头一年,能如此重视、提拔当时的著名文士官员,这很值得研索。

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此17人一一详考,这里拟先就首任韦处厚、路隋稍加考述。

韦处厚,两《唐书》均有传,其生平又见刘禹锡所撰《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注:见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擢居异等,授秘书省校书郎。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六即据《旧传》系于元和元年(806),同年登进士第者有李绅、高釴等,后李绅即与韦处厚同年入翰林学士院,高釴于长庆元年(821)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

可见当时科举登第与翰林入选的关系。又据《登科记考》,本年制举登科者还有元禛、白居易、独孤郁等。(注:清徐松:《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韦处厚于登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

《旧传》接云:“裴垍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史馆,改咸阳县尉,并兼史职。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按据《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裴垍于元和三年(808)九月至五年(810)十一月居相位,则韦处厚当于这一时期入史馆修史。

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元和五年十月“庚辰,宰相裴垍进所撰《德宗实录》五十卷。……史官蒋武、韦处厚颁赐有差”。也正因此,据《旧传》,乃“转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

此后韦处厚之仕历稍有波折。据《旧传》,他“早为宰相韦贯之所重”,韦贯之于元和九年(814)十二月拜相,时宪宗专意于征讨淮西节镇吴元济,而韦贯之则主张罢兵,与宪宗意见不合,即于元和十一年八月被罢相,韦处厚也受连累而出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刺史。

又据刘禹锡《韦公集纪》,他在开州三年,后因“其执友崔敦诗为相,征拜户部郎中,至阙下,旬岁间以本官知制诰”。崔敦诗为崔群,崔群于元和十二年七月拜相,韦处厚既在开州有三年,则当于元和十四年返回,升迁为户部郎中、知制诰,再过一年,即元和十五年二月,即又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

比较起来,路隋早年的仕历较为平稳。据《旧唐书》卷一五一本传,路隋曾以明经及第。其父名泌,曾在河中节度使浑?{幕府任判官,德宗贞元三年(787),随同浑瑊至平凉参预与吐蕃结盟,吐蕃背盟,与唐交战,路泌随即被劫。

《旧唐书·路隋传》记:“元和五年,边吏以(路泌)讣至,隋居丧,益以孝闻。服阕,擢拜左补阙。……俄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自补?阙至司勋员外郎,皆充史馆修撰。”时当在元和中后期。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路隋即以司勋员外郎入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而此时,他的官衔虽为左补阙、起居郎、司勋员外郎,而实际上却在史馆任职。

由此可见,韦处厚与路隋,在入院前,都曾在史馆修史,韦处厚参预修撰的《德宗实录》,还被誉为信史。

穆宗于元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召韦处厚、路隋为侍讲、侍读学士,稍后十余日,三月壬子,即召他们二人于大明宫太液亭,“讲《毛诗·关雎》、《尚书·洪范》等篇。既罢,并赐绯鱼袋”(《旧唐书·穆宗纪》)。可见穆宗对他们二人的信重。

此后,韦处厚、路隋二人,以为“既居讷诲之地,宜有以启导性灵,乃铨释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旧唐书·韦处厚传》)。又据《旧唐书·路隋传》,这部《六经法言》,是“採三代皇王兴衰”之迹。《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即以此《六经法言》列于子部儒家类。

据《旧唐书·穆宗纪》,《六经法言》于长庆二年(822)四月撰成进上,同年闰十月,穆宗即又命这两位“兼充史馆修撰《宪宗实录》”,且明确规定,应“更日入史馆”,“《实录》未成,且许不入内署”。这就是说,韦处厚、路隋二人虽在翰林学士院,但专职却在于史馆修撰《宪宗实录》,并应“更日”(即隔日)至史馆,在修撰期间,更允许不必在学士院值班。

这时,韦处厚已由户部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因此,刘禹锡在《韦公集纪》中云:“内署故事与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学士必草诏书,有侍讲者专备顾问,虽官为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第用其班次耳,不□言于训词。

”刘禹锡此文作于开成二三年间(837-838),此时尚有侍讲学士二人(王起、高元裕),他当对此时情况较为了解,故能对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讲学士的职掌区别有明确的阐释。

也正因此,路隋后于大和二年(828)十二月拜相,文宗在其《路隋平章事制》中对路隋在穆宗时的业绩,评誉为:“祗事穆宗,侍经内殿,敷尧、舜之大典,畅周、孔之遗风。

雅言玉音,奥义冰释;润色王度,发挥圣聪”。(注: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八。)即赞许其敷释儒家经典,以有益于朝政,是把侍讲、侍读作为“人师”来看待的。也正因此,长庆四年五月路隋在职时迁为中书舍人,李虞仲所草拟的《授学士路隋等中书舍人制》,就特称为:“澄澄天倪,落落风韵。

气含古道,行为人师”。(注:见《文苑英华》卷三八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应当说,侍讲、侍读学士,虽不起草重要诏令、禁密文书,但其“行为人师”的地位值得重视;《旧唐书·韦处厚传》即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乃召入为侍讲学士。

不过韦处厚虽处于侍讲学士职位,仍能参预政事。据《旧传》,当时任户部侍郎的张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粜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韦处厚则“抗论不可”,“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

《全唐文》卷七一五载有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韩愈也有《论变盐法事宜状》,与韦处厚所议同。(注: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版。)据《通鉴》卷二四二,此为长庆二年(822)四月,即已撰成《六经法言》,即将修撰《宪宗实录》。

以后,敬宗于长庆四年(824)正月即位,二月,将韦处厚由侍讲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并加承旨之号,为当时翰林学士院之院长。韦处厚改任翰林学士后,更积极参预朝政。当时,好几位翰林学士如李绅、庞严、蒋防,因受宰相李逢吉的排挤,被贬外出,韦处厚极为之辨诬。

后文宗于开成二年(826)十二月接帝位,即位之初就擢任韦处厚为宰相,而由路隋接替其为承旨(路隋于长庆四年四月敬宗时也已由侍读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后韦处厚于大和二年(728)十二月卒,路隋又接替其相位。

由此可见,中唐时这两位首置的侍讲、侍读学士,仕途进展极引人注目,这在当时一般翰林学士中也是少见的。可见,唐代的侍讲、侍读学士,尤其是侍讲学士,其职掌固然与翰林学士有别,但其地位、声誉并不低。我们研究古代翰林学士,自唐至清,对此是不应忽视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韦处厚的文学交往活动。如前所述,他于元和十一年(816)九月因受韦贯之罢相的牵累,外出为开州刺史。这时与韩愈、白居易多有交往的著名诗人张籍有诗寄他,题为《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诗云:“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

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葖人。”按张籍于元和中曾长期患眼病,其所作《患眼》诗有“三年患眼今年校”。(注:按此二诗皆见《全唐诗》卷三八六。)由此可见,韦处厚特为此寄四川开州土产药车前子给时在京中的张籍,张籍即以诗答之。

可见在这之前,他与张籍已有交往。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在开州作有《盛山十二诗》(注:《盛山十二诗》,载《唐诗纪事》卷三一,《全唐诗》卷四七九。),为五绝十二首,分题为《隐月岫》、《流杯渠》、《竹岩》、《绣衣石榻》、《宿云亭》、《梅鉲》、《桃坞》《胡卢沼》、《茶岭》、《盘石磴》、《琵琶台》、《上士缾泉》,颇有地方特色。

他回京后,在任翰林侍讲学士时,曾将此诗转交京中友人,由此而和作者多人。

韩愈于长庆二年(822)有《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注: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特别提及:“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文中具体提及和者有:“通州元司马为宰相,洋州许使君为京兆,忠州白使君为中山舍人,李使君为谏大夫,黔府严中丞为秘书监,温司马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

”据此,则六人为:元禛(时任宰相),许康佐(时任京兆尹),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李景俭(时任谏议大夫),严謩(时任秘书监),温造(时任起居舍人)。

据此六人仕历,则韩愈作此文,当在长庆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五日间。(注:参见张清华:《韩愈年谱汇证》,载《韩学研究》(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又韩愈文中说和者凡十人,其中具体提到的为此六人,实际上张籍也有和作,见《全唐诗》卷三八六。韩愈于文末特别提出:“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和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

”这就是说,韦处厚此诗及和作,大行于时,几乎家家有之。《新唐书·艺文志》四,集部总集类,还著录有《盛山唱和诗》一卷,可见此集在北宋前期还传存。这应当是研究唐代翰林与文学一个很好的事例。又,韩愈于文题特标以“韦侍讲”,文中又称“侍讲六经禁中”,可见当时对侍讲学士是甚为看重的。

又,韦处厚卒后,李翱、白居易分别作有祭文,见《全唐文》卷六四○、六八一。后刘禹锡特为其文集作纪(即前已提及的《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记》),也可见其在当时文学界的声望。

韦处厚、路隋之后,敬宗时侍讲学士三人,崔郾、高重、宋申锡;文宗时11人,郑浣、许康佐、丁公著、郑覃、路群、高重、王起、高元裕、高少逸、李训、郑注;武宗时二人,郑朗、卢懿,共15人。其中宋申锡、郑覃、王起、李训、郑朗五人,后曾被任为宰相。如加上前韦处厚、路隋二人,则中晚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有七人曾入居相位,占近一半,这也值得注意。

崔郾与高重是敬宗接帝位后最早被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时为长庆四年(824)六月。据杜牧所作崔郾行状(注:《礼部尚书崔公行状》,载《樊川文集》卷一四,陈允吉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谓“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师臣”,经宰相牛僧孺推荐,乃入为翰林侍讲学士。

可以注意的是,崔郾在职期间,长庆四年十二月,高承简罢郑滑节度使,当地人入朝,请朝中为高承简建树德政碑。据杜牧所作行状,当时宦官认为,按“翰林故事,职由掌诏学士”,即应由翰林学士撰文。

而敬宗则命崔郾为之,认为高承简既有功绩,“吾以师臣之辞,且宠异也”。《全唐文》卷七二四即载有崔郾《高公德政碑》。杜牧所作行状,后又叙二事:“居数月,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拜章为故帅田季安树神道碑,内官执请亦如前辞。

上曰:‘魏北燕、赵,南控成、皋,天下形胜地也。吾以师臣之辞,且慰安焉。居数月,陈许节度使王沛拜章乞为亡父树神道碑,内官坚请如前辞。上曰:‘许昌天下精兵处也,俗忠风厚,沛能抚之,吾视如臂。

吾以师臣之辞,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辞,恩礼亲重,无与为比。”这就是说,按翰林通例,这三篇文应由翰林学士代笔撰写,而敬宗却连续三次称侍讲学士为“师臣”,认为由崔郾以“师臣之辞”起笔,是对方镇的看重。

这也可见侍讲学士在当时的声望。又,宋申锡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同年十二月改为翰林学士,于文宗大和元年(827)奉诏为义成军节度使李听作德政碑,称:“圣皇践位之明年,以大和记岁号。

……军使宋守义列疏其事。……词臣奉诏,勒铭贞石。”(注:此文见《全唐文》卷六二三。)时为翰林学士的宋申锡,自称“词臣”,以与崔郾之被称为“师臣”相比勘,值得作进一步研索。

郑浣与许康佐是文帝即位后最早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的,时在大和元年四月。同年,翰林学士韦表微作《翰林学士院新楼记》(注:《全唐文》卷六三三,又载于《翰学三书》所编之《翰苑群书》卷三。),称大和元年“夏四月,中书郑舍人、驾部许郎中皆以鸿文硕学为侍讲学士,有诏赐宴,始觞于斯,中外之知者朝昏皆贺”,此亦可见由翰林学士角度对侍讲学士的看重。

又《唐语林》卷二,记文宗欲设置诗学士72员,李珏进言表示无此必要,其奏议中有云:“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守儒,敦扬朴厚”。

(注: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通鉴》卷二四六记此事在开成三年(838)。由此亦可见,当时任用侍讲学士,被人视为“好古守儒”。

前已记述,中晚唐时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文宗时为11人,所占比重最大。当时召入者,多称文宗为“好经义”、“尚古学”、“重儒术”。如郑覃大和三年(829)九月,自右散骑常侍入为侍讲学士,第二年即大和四年六月出守工部尚书,后于大和六年三月又以工部尚书入为侍讲学士。

之所以第二次召入,乃如《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所记:“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大和)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高元裕于开成三年(838)五月至本年八月为翰林侍讲学士,萧邺所作《高公神道碑》,有云:“文宗重儒术,尊奉讲席。

公发挥教化之本,依经传纳,上倾心焉”。(注:按萧邺此文,题为《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左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载《全唐文》卷七六四;又《金石萃编》卷一一四也据原刻著录,但文字多有残缺。

)王起情况更为特殊。按唐代文士入翰林学士院,所带之官衔,一般为尚书诸司郎中(从五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以及七品上之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以及从七品上之左右拾遗,也有低至正九品上之校书郎的。

唐代召文臣入为翰林学士,未有官阶限制,不视官品高下,而且大多以中下等为主。这也是唐代翰林学士人员建构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唐代用人开放之优点。而王起于文宗开成三年五月自王部尚书判太常卿入为侍讲学士,按《旧唐书·职官志》(一),工部尚书为正三品,与宰相称号的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同等品阶,比翰林学士在职期间以升迁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为荣还要高好几阶。

而且在开成三年以前,于穆宗长庆二年、三年(822、823)即以礼部侍郎连续两年知贡举,《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称其“掌贡二年,得士尤精”。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九,这两年进士登第者,如白敏中、周墀、丁居晦、李训等,后都为翰林学士。

以这样高品阶,且又典知过科举,而再入为翰林侍讲学士,不仅唐代,以后自宋至清都未曾有的。文宗之所以召其入充侍讲学士,乃如《旧唐书·王起传》所云“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王)起长于博洽”,故“俱引翰林,讲论经史”。

也正因此,侍讲学士的著述与一般翰林学士有明显的不同。翰林学士在职期间,其职能主要是起草制诏,代拟批答。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如常□有《诏集》六十卷,段文昌有《诏诰》二十卷,郑畋有《风池槀草》三十卷,封敖有《翰槀》八卷,李磎有《制集》八卷等。

白居易文集还特列有“翰林制诏”四卷。(注:白居易集之“翰林制诏”,其中有非白氏所作,见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但大部分仍出于白居易之手。)而侍讲学士,则大多为经史学术专著。如前所述,穆宗时韦处厚、路隋,合著有《六经法言》、《宪宗实录》。又如敬宗时崔郾、高重,编撰有《诸经纂要》。据《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郾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

”《旧唐书·敬宗纪》记此事在宝历元年(825)七月。《新唐书·艺文志》三,将此书列于子部儒家类。而高重又自作《春秋纂要》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列于经部春秋类,并注云:“帝好《左氏春秋》,命(高)重分诸国各为书”。

文宗时,侍讲学士郑浣有《经史要录》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列于子部儒家类;郑并参预修撰《宪宗实录》(见《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实录类)。许康佐,据《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835)四月,于《考异》中引《补国史》,谓许康佐曾进其所著《新注春秋列国经传》六十卷(又见《唐语林》卷六)。

(注:《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春秋类,著录有:“许康佐等集《左氏传》三十卷”。稍有异。)《新唐书》可能即因此将许康佐列为“儒学”列传(卷二○○)。

又丁公著,《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载其“著《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礼类,也著录《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子部儒家类,还著录其《皇太子诸王训》十卷,则为宪宗元和时任太子及诸王侍读时所作(据《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这也与丁公著后入为侍讲学士有关。

至于王起,在为皇上讲解时,还应召著有文字训诂类的书《写宣》,即《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所记:“(王)起侍讲时,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子对,故名曰《写宣》”。

另郑覃于大和元年(827)入为侍讲学士时,即提出一项大计划,建议全面校订经书,并加以刊石。《旧唐书》卷一七三本传:“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

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以改正。请召宿儒博士,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后郑覃于大和九年为相,又兼判国子祭酒,更采取实际措施,起用起居郎周墀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这就是传于后世的著名“开成石经”。

应当说,翰林学士制诏之作,政治现实性较强,对认识和研究当时朝政和社情有直接的史料价值,从文学的角度,也可以由此探索文体的演变发展。而侍讲学士之作,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则专业学术性较强,对研究有唐一代经学、史学、子学等也很有价值。唐代翰林侍讲学士在这方面的业绩,过去一向不被人注意,我们现在研究唐代以及整个古代翰林制度与职能,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科学评析。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由和企望。

至于当时侍讲学士与文士的交往,一般未有如上述韦处厚盛山唱和诗那样一种诗歌唱和之风,但交往还是有的;虽然这些交往不一定在侍讲学士任职期内,但对研究当时文风还颇可参考。如李德裕于文宗大和四年(830)冬,在赴西川节度使任途中,经汉州(今四川广汉市),有《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五律二首,郑浣即有和诗二首,这时郑浣已出院二年,任兵部侍郎,在京中。

可见在此之前,他在任侍讲学士时已与李德裕有交往。又刘禹锡也有和诗。

(注:见《李德裕文集校笺》(傅璇琮、周建国合撰)之别集卷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刘禹锡另有《奉和郑相公以考功十弟山姜花俯赐篇咏》诗,作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时在洛阳。郑相公为郑覃。

按郑覃于大和二年六月自侍讲学士出院为礼部侍郎,于大和三年、四年连续两年知贡举,这也值得注意,后于大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事变后入居相位;考功十弟为郑朗,时为考功郎中,过两年,开成五年四月也入为侍讲学士。

由此可见郑覃、郑朗曾先后任为侍讲学士,都与刘禹锡有诗作交流。(注:刘禹锡此诗之撰写时间,及郑覃、郑朗事,参见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十一,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许康佐则早期即与元禛有诗作酬和,元禛有《酬许五康佐》诗,自注“次用本韵”。

元禛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时正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注:参见杨军:《元禛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此当为许康佐以诗远慰,元禛即次韵相答。至于王起,则交往更多,与白居易、张籍、元禛、刘禹锡、李德裕均相交甚深。会昌三年知贡举时,华州刺史周墀赋诗寄和,王起与此时登榜进士20余人均作诗相和。这种唱和之风较韦处厚盛山十二诗,气象更盛,一时传为佳话。(注:详见《唐摭言》卷三,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