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之子吴欢讲收藏(下) 祖父吴瀛与故宫的难解之缘
大多数人对吴氏家族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吴祖光和新凤霞,事实上,吴祖光的父亲对中国文物的保护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近现代文学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吴瀛,是故宫博物院最初的创始人之一。
用吴欢的话说,中国文化积淀了无比丰厚的历史遗产,虽然朝代更替损毁惨重,但幸存下来的也称得上浩繁。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政局不稳,战事连连,为了不让这些文物古迹继续流散、耗损殆尽,正是在吴瀛的参与下,与当时的许多著名文化人一道,开始创办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实际上是借助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史遗产的收藏条件,得丰富而现成的遗物遗产之便,进行文化梳理和档案规整。这是五千年来第一次大规模重要文化遗产的归集。有了故宫博物院,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才作了辉煌的大盘点,使北京成为世界罕见的文化集藏地。吴瀛作为最早盘点这些文物的人,功不可没。
吴瀛先生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一位知名的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他一生痴迷收藏,后在吴祖光的建议下,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字画中的精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义务开创者
吴瀛出生在江苏常州著名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直系祖上出过18位文武进士,祖父吴殿英曾在浙江任钱塘知府加盐运使,是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部下。后因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吴随张来到湖北创建湖北新军。正是这支湖北新军,发动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吴欢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采访时介绍道,1913年元月吴殿英病逝,其妻庄还及全家被弟弟庄蕴宽接到北京。“我的祖父吴瀛作为湖北新军子弟,大学英文专业,精通文史书画且才气过人,又有诸位长辈的提携,便顺理成章地进入内务部任职,才有了后来参与创办故宫博物院的缘分。正是吴瀛亲自撰写的成立故宫博物院建议报告,并经段祺瑞批准,才有了今天的故宫博物院。”
1914年,成了革命遗孤的吴瀛被任命为京都市政督办公署坐办(相当于现在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年仅24岁,具体主管着大量市政方面的工作,包括监管住在紫禁城尚未搬走的逊帝溥仪。
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直系政府倒台,黄郛出任国务总理摄政。同年10月5日,冯玉祥命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将清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国务院随即宣布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出任委员长。吴欢说:“祖父吴瀛的同窗好友易培基(比吴瀛大11岁)多次以孙中山先生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大都住在我们家,或由祖父在我们家附近公寓为其安置住处,照料他的生活。
黄郛组阁后.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又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由于易的举荐,祖父吴瀛兼任了‘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并积极参与清室文物的清理。这是没有工资、完全尽义务的工作。”
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到1926年3月,吴瀛因职务的原因主管着故宫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实际上是在帮李石曾、易培基两位先生扫清工作中的麻烦。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北洋政府通缉逮捕一些在北京的重要人物,并认定李石曾、易培基都是共产党。
李、易被迫逃跑,避居东交民巷瑞金大楼,不敢越雷池一步,故宫也就失去了主持人。于是故宫董事联席会议推举了卢子嘉与庄蕴宽做维持员。卢子嘉不在北平,只有庄蕴宽一人唱独角戏。
李、易两人知道庄蕴宽是吴瀛的舅父,万般无奈之下,恳请吴瀛去劝庄蕴宽务必暂时担当此任。朋友如此重托,吴瀛只得冒着风险两边跑。庄蕴宽在吴瀛的劝说下答应了,又嘱吴瀛帮忙,吴瀛也只好义不容辞了。
在清点溥仪所住的养心殿时,吴瀛发现溥仪手下大臣密谋复辟清室,包括想毁掉孙中山的奏章文件,而这些重要材料送呈司法部门后却被扣压,结果不了了之。一些军阀、政客也不管什么文物、文献,只知道争夺财宝,他们认为哪个先下手占据了这座宝库,便一生享乐不尽,经常有妄图插手故宫、企图掠夺宝物的事件发生。
吴瀛以京都市政公所的秘书兼坐办、内务部主管治安的责任人、故宫博物院主持的中坚这三重身份周旋在北洋政府国务院、内务部、地方势力甚至军阀之间,和一些有识之士一起维护了故宫的安全,使故宫的各项清理工作较为顺利地进行。
在吴欢看来,祖父吴瀛那时参与故宫工作所承担的压力和痛苦是现在人很难理解的,“故宫清点工作极其艰苦。那时还有人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一点报酬也没有的工作,一定是想偷点东西。可见参加工作的人除了吃苦以外,还要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有一次,一些专职的管理人员借端午节发薪金时煽动罢工,几乎无法开馆。吴瀛和一起筹钱的同事还无端受到指责。这位同事对吴瀛说:我们这里不是在做官,为什么受这样的肮脏气?现在,我不能忍受,我不干了!吴瀛说:惟其因为不是做官,我们所以只有忍受。”
由于吴瀛一贯性情直率,又不辞辛劳周旋于各类人物之间化解矛盾,使他很快成了主持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中坚人物,他已脱不开身。1928年,北伐成功,好友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吴瀛被任命为接管故宫博物院五位委员之一,此后他的工作更以故宫的职务为主了。
这位老同学看中了吴瀛办事的才干,把最繁琐、难度最大的工作交给他,名义上他是故宫博物院兼任秘书,实际上成了故宫初创时期的大管家。他创办了故宫印刷所,担任《故宫周刊》的主编,还主编了《故宫书画集》。他撰写的《故宫五年经过记》,最初就连载于《故宫周刊》。
亲历故宫文物南迁
在母亲新凤霞与父亲吴祖光相继去世后,吴欢整理遗物时,偶然发现了祖父吴瀛写的一部关于故宫的手稿,其中详尽记载了故宫从创办到第一次南迁以及当时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故宫盗宝案”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这部原名为《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的书稿,后由紫禁城出版社重新编辑成《故宫尘梦录》出版,成为研究故宫创建初期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平津形势的危急,故宫内部开始有了将文物南迁之议。吴欢说:“当初的舆论几乎是压倒性的反对,很多人认为故宫文物是国家精神的象征,国家尚未沦陷,先把故宫文物运走,无异于动摇军心。”当时坚持南迁的只有院长易培基和秘书长李宗侗翁婿二人,他们的观点是土地失去可以再夺回来,国家亡了可以再恢复,但这些古物一旦损坏却是永远无可挽回的。
吴瀛最初也站在反对南迁一派。他苦劝易培基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会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但被易培基指责“出于私念”。“事实上,当时我家的情况也确实困难。
祖父一生未纳妾,祖母生了15个孩子,夭折了4个,还剩下11个。当时长女吴珊及长子(即我的父亲吴祖光)都才上高中,经济十分紧张,连子女学费都几乎要交不起了。如果真出现问题,重则有性命之忧,轻则也丢官罢职全家遭难。”吴欢说,连一向温顺的祖母也坚决反对祖父前往。
易培基的提案最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挑选故宫中最贵重的文物,分批运往上海。经过挑选和装箱的严格程序,要外运的古物足足装满了21节火车车厢。到了即将南运出发时,又生变数。曾任湖南省长、并一度做过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掀起反对古物南运的行动,他在太和殿门前聚众演讲,声言要用武力阻止。经媒体一报,立即成了北京街头巷议的轰动新闻。
原来支持南迁、并自告奋勇要主持南行的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在压力面前打了退堂鼓,危急时刻,易培基又想到自己的老朋友吴瀛。他亲自上门劝驾,请吴瀛出任总押运官。
当年也曾参与南运的那志良后来回忆,“有人打电话来,指名要找那个人,‘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当心你的命’,或者声言在铁轨上放炸弹”。吴瀛也一时踌躇,但在易培基数次登门苦劝下,念及多年交情的吴瀛终于允诺。
“我率领着第一批南迁的古物出发了。这个‘青面兽杨志’的任务,比花石岗重要得多,声势相当显赫。”吴瀛在书中回忆,一共21节车,除了两节车厢上是工作人员和100名东北宪兵、本院警察外,其余全是文物。“在车顶四周都架起机关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地保卫着。
”在重要的关口夜间开车,都按照行军作战的规矩熄灯前行,重要工作人员也和衣而卧。在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据报在前一天晚上,已有1000多人在徐州附近向行车地段窥视,被打退回去。因为绕道陇海线,直到第四天才到达南京。
大家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这批国宝却在此处放置了两个星期。原因是垂涎这批国宝的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继,企图将这批国宝运往西安、洛阳,与院长易培基、秘书长李宗侗发生争执,并最终演变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制造了民国第一奇案“故宫盗宝案”。此后,吴瀛无端卷入其中,以“妨碍秘密罪”被起诉,蒙冤离开故宫。
值得一提的是,《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也在此次迁移的600多万件文物当中。这批文物,在十余年中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辗转运抵南京、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又陆续运回南京,最后于1948年底,运至台湾。
吴瀛为了谋生,带领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历尽艰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瀛被陈毅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古物鉴别委员。吴瀛之子吴祖昌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解放不久,父亲将‘故宫盗宝案’的申诉材料寄给毛主席。
1950年初,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受毛主席委托来上海,在上海大厦接见了由市委统战部部长周而复陪同的父亲。董老代表毛主席对父亲的申诉作了答复,他首先肯。定了父亲对创建故宫博物院、保护国家文物所作的贡献,表示了对父亲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明确表示将为‘故宫盗宝案’昭雪的态度。26年的冤案,终于洗雪有日。”
倾囊捐献一生收藏
1955年,吴祖光将父母接到北京安居。吴祖光在迎接父母的同时,也迎来了十多个装满文物古董的大箱子。这是吴瀛一生以自己的工薪收入购买收藏的文物古董。吴欢自小被送到上海,与祖父一起居住。吴欢说,印象中的祖父总是一袭长衫,逢人便诉他在故宫期间的冤情。
而且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物的收藏,为此不惜负债累累,以致妻子儿女皆受累于此,严重的时候,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为此常常和妻子吵架,弄得家里鸡飞狗跳。“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直到祖父去世后多年,奶奶还常常为此埋怨祖父。”
这些收藏也随着吴家的迁移经历了抗日战争,自南京逃往重庆,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有几幅珍贵的字画因放在防空洞内受潮霉烂受损,只得花重金重新装裱收藏,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再转上海,这次又回到北京。吴祖光看到这些古董,有些发愁了,这里有不少是国宝级的文物,价值连城,放在家里怎么办?他想,父亲必定会同意将这些尽心竭力保护下来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当时吴瀛已患病四年,讲话口齿不清,但头脑思路清楚。吴祖光找机会对父亲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世代期望终于出现的一个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洁的政府,这些宝物我们自己保管十分困难,我的意思是全都捐献给国家,好不好?”吴瀛完全听明白了,他满脸笑容,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吴祖光立即找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说明此事,郑振铎先生是吴瀛的老朋友,也是吴祖光的朋友。吴欢回忆道:郑先生和著名文物鉴赏家唐兰教授第二天就来到我们家,全家动手将箱子打开,重要文物一一过目。郑、唐二位十分兴奋,啧啧赞赏不止。
郑振铎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经过兵荒马乱,居然保存完好,实在难得。”郑振铎问道,“需要多少钱由国家收购?”吴祖光立即回答:“是无偿捐献,不要任何代价。”吴瀛微笑点头,表示了全家都是这个意思。那天郑、唐二位精选了241件文物,包括字画、青铜、陶瓷、印章等,运往故宫博物院。其中古代一些金、银、玉、瓷及吕纪、石涛、郑板桥、八大山人、文徵明、唐伯虎等人的书画均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吴瀛对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国家文物的保护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又将他一生收藏的文物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建院伊始,80年来已有682人次先后将数万件个人藏品捐献给故宫,这些捐献者包括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众、海外华人及国际友人。为表彰这些捐赠者做出的贡献,故宫在景仁宫建立“捐赠文物纪念专馆”,表达对捐献者的深切感念之情。
景仁宫内设“景仁榜”。跨入景仁宫正殿,醒目的“景仁榜”三个大字迎面高悬,花梨木制作的巨型屏风上,按捐赠年代镌刻着682位捐赠者的姓名。其中就有吴瀛,还有王世襄、史树青、章乃器、陈半丁、沈从文……一个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大家和默默无闻者的名字都镌刻其上。
1949年后,吴祖光身受家学渊源的影响,除了剧作家的身份,在书法绘画上也有着一定的造诣,妻子新凤霞更是拜在齐白石的门下。吴欢说,作为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候收入很高,“别人挣18元工资的时候,我妈就挣1200元了;我爸爸从香港回来,稿酬也很高,所以在那时的文化人家庭里,我们家算是很有钱的。
”吴欢介绍,那时候,父亲经常买了齐白石先生的画作赠送给友人。“我们家是很早就推崇齐白石的,齐白石的画才10元一张的时候就买了很多,经我们家手送出去的齐白石画至少有四五百张。”
吴欢从小耳濡目染,对文化艺术有着非凡的感悟力,他三岁开始随祖父习字,后来由字入画,成为著名的书画家,并继承了家族丰厚的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