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应机子女今何在 张志新亲属子女今何在

    一份带血的报告     时间到了1976年,已和姐姐失去多年联系的张志勤家人决定到沈阳去探监。恰在此时,中央乐团的领导突然通知张志勤立即到人事科去,说辽宁法院来人找她。

    张志勤见到来人后急切地问姐姐的情况,来人支支吾吾半天,说张志新在1975年就被处决了,他们是来处理张志新的遗物的。“当时我正怀着5个月身孕,感到全身的血往下一沉,两手使劲扶着凳子。

”     张志新的女儿曾林林正好从沈阳来京看病,住在张志勤家,张志勤的母亲也已从天津住到北京张志勤这里。她白天得装出没事的样子,睡觉时则止不住涌出的泪水。

    张志勤给身在辽宁建昌的曾真写了封信,信写好后,还没寄出,放在桌子上,被母亲看见了。结果是,“老母亲倒在床上3天没起来,只能蒙着被子低声哭泣,都不能放声痛哭。”     “文革”结束之后,张志勤和家人开始为张志新申冤。

全国各地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审也逐渐开展。1976年后,辽宁有关人士看到了张志新的材料,大呼“人才难得”,到沈阳的监狱去找她,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于一年前被枪决。

    1976年后,经历了“文革”的新华社记者陈禹山对新闻业失望之极,他打算与过去十多年这一段令人羞耻的经历告别,为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而努力,“打算搞西方文学。

”《光明日报》一位熟悉他的副总编得知后,告诉他,你还这么年轻,不要改行,现在是清算他们的时候。陈禹山对他说,这也是清算自己的时候。     张志新曾经在狱中发问,谁应是领罪的人?陈禹山觉得,张志新的死是集体罪恶,自己写的那些“造神”报道是为文革摇旗呐喊,这项集体罪恶中有自己的一份。

    陈禹山认为自己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张志新的勇气,他知道,像张志新那样说话,是不要命了。

任仲夷后来在看望张志新母亲时也说,他“没有志新敢想敢说”。     陈禹山最终没有离开新闻业,1979年,他去了《光明日报》,在机动部做记者。

到那里不久,他就被派往沈阳采访张志新案。 此前一年,《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文章,政治风向开始转变。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决定给张平反,与此同时,一些人则反对任的做法。

    张志勤拿出了两份同出自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给本刊记者看。1975年4月3日的判决书上写到:“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     1979年3月27日的判决书上写到:“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

……宣告张志新无罪。”     第二份判决书上对“精神失常”是着重强调的。

张志新反对的对象被限制在林彪和“四人帮”身上。     张志勤还记得,平反时她和家人来到沈阳。当时晚上还安排了看戏等诸多项目,家人无心参加这些娱乐活动,他们留在旅馆里。

晚上过了10点之后,经常有人来敲他们的门,偷偷告诉他们了解的情况。“他们进门前都往屋里看,确定没其他人后才进门说话。”张志勤和家人回到北京后,甚至有当年的知情者卖血换取路费从沈阳去到北京告诉他们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

    许多情况,陈禹山也在采访中了解到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些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法写,但也无法完全不提。     “此外,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这是陈禹山当年写的《一份带血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他觉得自己只能写到这个份上了。

关于毛的讨论在当时仍会是危及自身安全的“禁区”。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的做法是绕过“禁区”。     陈禹山自己并不满意的关于张志新的系列报道仍然是轰动一时,“革命烈士”张志新的宣传遍及全国。

    张志新的残酷遭遇被逐渐披露了出来。比如,深及骨头的手铐脚镣,一米见方的阴暗囚室,肉体的侮辱,割喉,一枪击碎头部……张志新遗体的具体去向至今成谜,4年之后的追悼会,灵堂上放置的只是一个空骨灰盒。

    那些年,有许多迟来的追悼会陆续举行。张志勤记得,她还在和平里住时,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来敲门,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母亲让他来给张志新的母亲送刘少奇追悼会的入场证。

在那之前,刘源的母亲王光美曾亲自到家中看望了张志新的家人。张志新在“文革”中有诸多为刘少奇辩护的言论,这同样是“不要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