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顾委委员晚年生活:汪东兴不满社会风气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

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

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