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马天水 揭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接受审查始末 马天水很蠢

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因为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粉碎“四人帮”次日,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

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举行的会议结束以后,汪东兴当面交代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局长,要他给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上午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谈。电话接通后,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马天水又问还有谁参加?周说还有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天水还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

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 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10月7日,也就是马天水到北京听中央通报的这一天,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他们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也打听不到消息。

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想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

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

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事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当天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

晚上,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

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

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

也就在这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国家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谷牧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

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

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当天晚上,我们一行8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并住进了国际饭店。第二天,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

当时,我们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大的变动,包括办公室的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的异常现象。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些表面情况,也听到一些反映,先后给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苏州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