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迪生简历 【武迪生】12年前沈阳原市长武迪生以色列遇空难赔偿内幕
1993年11月25日凌晨,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张国光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张书记抓起听筒,得知对方是新华社辽宁分社的领导刘欣欣时,他第一感觉就是一定发生了大事。刘欣欣说:武迪生市长已在以色列遇难!
消息来自新华通讯社总社。1993年11月24日早晨,一架以色列民用直升机在贝尔沙瓦坠毁。该机的遇难人员中,有三人地位十分显赫———以色列大企业家伊兰先生,中国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先生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张力女士。
11月25日清晨,张国光紧急召集会议研究善后事宜。11月27日,善后工作组陪同武迪生、张力同志的家属乘以色列航班赶赴以色列。
武迪生市长在以色列遇难的消息传到沈阳,人们感到痛心和惋惜。然而,一些谣言也开始传播起来:“武迪生是带着张力在以色列度假”、“武迪生用公款包机旅游”、“飞机是被人打下来的”……各种版本甚嚣尘上。
这次由武迪生市长为首的一行18人的沈阳市代表团访以,是受以色列出口贸易协会的邀请而组成的,目的是落实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起一座47万平方米的以色列工业园区。该项目主要的合作伙伴———大企业家伊兰在以色列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拥有自己专门的高新科技园区。
在艰苦的谈判中,伊兰孩子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这点收入怎能不捉襟见肘?
记者采访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仲肇明时,仲老说,有一次,他去了武迪生市长的家,发现这位管理着560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家里的条件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家,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地下铺的是廉价的地板革,顺墙摆放着两排参差不齐的旧沙发,小茶几一看就知道是(20世纪)70年代的旧物。
张富卿同志清楚地记得当年赴以色列,在整理武迪生市长遗物时的情景,他的全部私人遗物都在一件旧式的行李箱中,有一件旧衬衣,几件有破洞的衬裤和一双旧的皮鞋,没一件值钱的东西。武迪生的岳父岳母住的是1953年建的旧楼,下雨时房子常漏雨,两位老人想让他帮着想想办法,能不能另给弄一套房子。
他说:“我只有一个权力,就是请你们到我家住。”他儿子旅行结婚去北京,他叮嘱:“不要住沈阳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周雪月摘编作者白烨杨硕)先生邀请武迪生市长到他的园区访问,而作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的张力女士与此次谈判关系密切,便也同机前往。凌晨4时30分,伊兰先生、武迪生市长及张力乘上这架伊兰先生租用的直升机。
空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调查组认为,飞机的第二级叶片由于高频疲劳而断裂,造成这次事故的发生。沈阳善后工作组到达以色列之后,首要的问题是遇难者的尸体处理问题,工作组在弄清当地的法律和习俗———尸体不能火化只能土葬的情况后,依据国际惯例,将武迪生市长和张力副主任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12月3日运往北京后火化。
武迪生市长生前率团同以色列拉马特甘市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达成了若干项经济合作协议。空难发生后,拉马特甘市领导明确表示,不愿意看到此事件对两市的友好合作产生不良影响,希望两市继续发展这种关系。考虑善后处理还需进一步得到当地支持、帮助,12月2日沈阳市与拉马特甘市就有关问题签订了备忘录。
然而,在空难经济赔偿问题上,两国法律及当事人产生了巨大分歧。以色列律师和以色列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均称,按以色列法律,赔款依据应是事故给遇难者实际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于精神损失基本不予考虑。这种经济损失的衡量即个人生活指数。
如中国人男性当时的平均年龄是74.5岁,减去武市长遇难时的年龄58岁,其中的16.5年的经济收入为赔偿标准。按照武迪生的生前年法定工资收入,仅为6000多元人民币,年收入不到800美元,而国家分配和配给的住房、公用车等因无法认定为法定收入,不予采纳。
关于这一点,沈阳市政府工作组和遇难者家属均感难以接受:难道一个收入很少的人、其价值就低吗?如果遇难者无经济来源,那么其伤亡损失就不应得到赔偿?
以色列律师起初获悉是中国大城市市长的赔偿案,无不跃跃欲试。然而,收到有关武市长有关生活指数的材料,以方律师大失所望,武市长简直是一贫如洗。
新华社记者赵文泉、刘欣欣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样一件事:1989年初,武迪生市长回到母校东北工学院(现已改名为东北大学),大学生们问他:“你有多少外快?”“没有。”“你家有几大件?”“我家只有黑白电视,还没有彩电。
”武迪生的回答千真万确,时任他的秘书的史明星告诉我们,当时武迪生一个月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才200多元,他的妻子吴娟是中学教师,因病提前退休在家,工资只有50多元,而两个孩子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这点收入怎能不捉襟见肘?
记者采访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仲肇明时,仲老说,有一次,他去了武迪生市长的家,发现这位管理着560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家里的条件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家,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地下铺的是廉价的地板革,顺墙摆放着两排参差不齐的旧沙发,小茶几一看就知道是(20世纪)70年代的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