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陈燕华 许子东老师谈陈忠实和《白鹿原》
许子东:今天听到消息,作家陈忠实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来周末不用录《子东时间》,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既是我的研究专业,又是我个人喜爱的作家,所以想赶录一集。
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做当代文学批评,有缘认识大部分的当代作家。陈忠实倒是例外,从来没见过。不过,我在90年代写过一篇2万多字的长论文,题目是《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论《红旗谱》、《灵旗》、《大年》和《白鹿原》。
《红旗谱》是文革以前写中国农民革命的代表作。《灵旗》,是部队作家乔良最出色的作品,写江西苏区内部的政治斗争和红军后来湘江血战惨案。短篇小说《大年》是格非早期用现代主义叙述技巧解构革命历史叙述的一个名篇。而《白鹿原》,用我当年的原话,“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是以《灵旗》、《大年》方式所写的《红旗谱》”。
上海作协和文艺理论研究期刊,曾经组织了100位评论家做了一个叫“90年代十大作家的调查”。十位当年在评论家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作家大部分是知青与寻根文学一代,比方说贾平凹、韩少功、莫言、余华、王安忆、张承志、张玮等。
我对这个结果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点,第一没有把王蒙、张贤亮等等包括进去不太公平。第二,都是男的,只有王安忆一个女作家。第三,中年作家只有两个,余秋雨跟陈忠实,当时的中年作家指的是40后。余秋雨在90年代非常畅销,但是陈忠实出现在中国作家TOP10,完全就是因为一部《白鹿原》。
我今天可以大胆地说,正因为《白鹿原》,陈忠实的名字会永远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当代作家像这样的“一本书主义”(“一本书主义”是丁玲说的)例子确实还不多。有人把现代文学写乡村,归纳成鲁迅和沈从文两条不同的路线,前者是批判现实,后者是田园牧歌,从而把《白鹿原》放在鲁迅传统的最新发展上。
这样说大致上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够精准。为什么我说《白鹿原》是《灵旗》、《大年》方式写的《红旗谱》呢?《红旗谱》作者梁斌,正面直接描写中国农民为什么要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
50年代反复修改,这书大概出版了几百万本。与另外两部作品并称“三红”,另两部是写共产党道德高尚的《红岩》和共产党军队战绩的《红日》。这三部作品都是从文学而不是从选举的角度,证明了共产党胜利以及执政的合理合法性。
《灵旗》和《大年》是1985年寻根文学以后出现的所谓先锋文学,它们都是用现代主义的西方的魔幻现实的各种技巧,对50年代的革命神话做了精心的解构,基本上是小众阅读。《白鹿原》的意义是借用了寻根文学的笔法,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红高梁》的笔法,重新建构从北伐到文革的中国农村历史。
把文学作为民族心灵的历史,在陈忠实来说是有意为之。《白鹿原》写的农村革命史跟之前那么多作品,比方说《红旗谱》、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或浩然的《艳阳天》等等,有什么最重要的不同?简而言之,以前的农村阶级斗争,总是六种力量三对三。
三种坏力量,农村的有钱人、地主和宗族祠堂、国民党官员结合来对付三种好人阵线——穷苦农民,地下党、乡村教师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再加上共产党、游击队。
莫言《红高梁》重写历史的意义,就是在这三对三的阶级斗争图画里加入了或说恢复了第七种力量——土匪,土匪并不一定是坏的力量,这也是水浒的传统。《白鹿原》继续了这七种力量的混战,好坏已经不是三对三的阵线分明,小说里边的白、鹿两大家族都有人参加国民党或共产党,阵线换来换去。
在历次革命抗战以及土改文革当中,都各有对错。惟有一个力量在百年中国农村却是精神支柱,那就是宗族祠堂的传统文化的角色。
《红旗谱》里面目可憎的乡绅冯老兰,到了《白鹿原》就变成了饱经风霜、坚持道义的关中名儒朱先生。可惜《白鹿原》被改成电影的时候,小说的主题被削弱了。因为导演的个人生活问题,现在恐怕电影也看不到了。为了扫黄抓污点艺人,而漠视了《白鹿原》这样重要的杰作,真是中国当代文化最大最明显的捡了烂芝麻丢了大西瓜。
《白鹿原》长篇小说有挑战性,当年获矛盾文学奖时就充满争议。据说传统左派理论家陈涌曾经站出来为小说辩护,显示了真心的评论,不管是左是右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后来改编的电影,太突出张雨绮的性感,又将从北伐到文革的历史长度砍掉一半,只写到抗战。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的修改。
我认为对陈忠实的最好纪念,就是重拍《白鹿原》,完整地重拍《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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