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散文 张承志:中国仍是散文的国度
少年时代的张承志 一向低调不太接受媒体采访的张承志,今年2月破天荒地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了媒体的群访。是为了给用心写了两年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做宣传,还是多年坚持之外偶尔的一次妥协?他的解释满怀善意:出版商为了销售,可以理解,也不能一味地回避媒体。
但这次采访之后,网络上大量出现“张承志称不再写小说”的报道。这使张承志感到无奈:“这话我15年前就说过。而且也不是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有对文学形式,以及文学所处时代的想法。
”读书报:这么多年来您只写散文,媒体报道说您说“自己已经不具备充分的才能去写小说了”。虽然您15年前已经说过这话,但是现在看来还需要重申一下原因。 张承志:小说的本质不是故事,而是虚构。
我自己个人的阅读体验(也可能也包括很多读者),更想知道作品的本意,想知道自己想寻找的东西是否存在。在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小说的文字《彼岸的浪漫》中这样说过:“我居然也有十数年的作小说史。
真是莫知悲喜,解说不清。而小说,无论怎样‘作’,我自知并未入门,也不喜欢。”后来在《鲜花的废墟》里言及梅里美时我又写过:“……惟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
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
这并非是在贬低小说艺术。或许正是这样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说。……我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小说家的才能。”散文本身照样可以有丰富的故事,只是散文或随笔不虚构,更自由,论述的,抒情的,甚至考据的内容,都能在散文中表达。
所以在这本关于日本的散文集中,我干脆写出这样的感觉:“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
中国大致仍是散文的国度。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读书报:在长篇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您对因甲午海战、八年抗战、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事件引起的中日两国恩怨,做了中肯的探讨和论述。
在《天涯》上连载时外界的反馈如何? 张承志:《天涯》只刊登了部分随笔,最重要的部分反而没登。
读书报:我觉得从年轻时候起,您就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人,比如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研究生时就开始学日语――为什么选择了日语? 张承志:读大学时是四人帮时期,没有集中精力学习的条件。当时我和一些同学的目标,是想速成一种外语,哪怕只能粗通皮毛,哪怕只是阅读而不会口语,想用外语突破当时的思想禁锢,哪怕是稍微学一点,知道些新鲜的消息,哪怕读读考古资料,那是非常低级的愿望。
这个目的达到了。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我如饥似渴读着从日本得到的消息。
后来借到一册梨本佑平写的《周恩来》,就夜以继日地翻译。在那次纪念周总理的热潮中,我使用“爱周”作笔名的这个译稿,被广泛地油印、手抄、打印甚至铅印。待到90年代去日本,我已经开始用日文写作。
出版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散文集《鞍与笔》。不用说,日本人接触多了,他们的思想文化对我影响很大。继蒙古草原、新疆、西海固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西班牙与日本作为自己的文化参照。
当然,对他们的语言深浅都尝试了学习。毕竟在日本滞留的经验也比较多,把它们写出来,让读者分享自己对这一文化的思考,进而让它成为我们发展和进步的参照,也是自己的目的。这样,先是2006年专程去日本做了两个月调查,然后开始写作。
读书报:是怎样的调查?调查涉及哪些方面?写作时的心态如何? 张承志:这是一次奢侈的调查。以前滞留日本的时候,没有这样旅行和调查的余裕。写作时碰到的问题,逼着自己深入阅读。
我总对朋友说,这一次写作背后的阅读,令我无比怀念。大约对引用书都做了反复的精读,约有30多本。作家的生存方式也可能藏着异化,即忘记了更重要的、人生目的之一的学习。这本书使我进入了认真的学习,那求知的快感,是难以形容的。
有些章节要求文化的水准,甚至一定的考据性。如《四十七士》,它是个著名的故事,但对它的描写有各种层次。我留心找到和掌握最基本的资料。比如岩波新书版的《忠臣藏》、沟口健二导演的电影,我走遍了主要的四十七士活动过的地点,有时甚至与他们的后裔同行。
日本的朋友为我把电影做成DVD,听不清对白,又从日本找到脚本给我寄来。读书报:能说是您所有作品中最具学术性的一部么? 张承志:也许更有点学术意味的是写西班牙古代的《鲜花的废墟》,那里有些是自己的“发现”,也包含一些和西班牙官方学术界商榷的内容。
而《敬重与惜别》这本书,一部分章节是日本的基础常识,我不过用自己的文笔疏理了一遍,不能说有多大的学术性,如《三笠公园》;有些则更多是个人的立场和感想,如《赤军的女儿》。
关于文学也比较多地写到个人的体验,我在中日战争前后文学交流的一章里,谈及了三个日本重要的作家佐藤春夫、太宰治和堀田善卫。他们是四五十年代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作家。
日本朋友知道我在读这三位作家时,神情常有些异样。佐藤春夫曾以翻译鲁迅为荣,太宰治以鲁迅为模特写过小说《惜别》。我因阅读堀田善卫描写西班牙的作品接近了他,后来发现他是一位对中国、尤其对上海感情深重的作家。
涉及三作家的引文都是我翻译的,但都经过与日本朋友的反复讨论。读书报:我觉得不单是《敬重与惜别》,您的很多作品,也非常严谨。 张承志:从北大考古系到民族研究所,或者还可以提及日本的东洋文库,我半生受到先辈和师长的影响很大。
我一直有个念头,要回答他们对我学术的期望。但是我不希望学术只是在学报的死板论文。这种格式排斥更多的读者,也限制感情的表达。
但是学术和散文的糅合,是可能的。1980年我调查了一条新疆的古道,是蒙古时代成吉思汗才能够从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通路。调查结束后,在思索一篇学术文章时,我作出了一个决心,就是把一切学术的题目都写成文学的散文。
它就是《荒芜英雄路》。与此同时,我也决心让自己的散文,具备学术的内涵或依据。是的,非学术的文学,更需要暗藏严谨。 读书报:《敬重与惜别》的完成,是否也了却了一个心愿? 张承志:日本优秀的文化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在书的跋语中这样写道:“模仿着明治时代的留学生,我在求学结束、难关渡过、事情做完之后,也永远地告别了那个美丽和魅力十足的国度。在大海的这一边,在道路坎坷的此岸,在广袤无限的大陆上,在文学的追求中,在泥泞的西海固和艰辛的塔里木那埋藏深沉的故乡,在以笔为旗的生存中,我体会到了某种日本精神。
” 读书报:写《北方的河》时,您说过自己对女性没有把握,这么多年过去,这种状态有变化吗?《敬重与惜别》中您对女性的态度是怎样的? 张承志:日本女性一直在向世界表达着对美感的观点。
她们比男性更坚决、更富于立场的坚决和行为的含蓄。在她们担负的一部分文化中,日本女性显示的美感,对中国人会发生很大的触动。
在《敬重与惜别》中写女性的笔墨不多,但都因背景的巨大,而显示着这样的特点。读书报:我发现当代作家中,您和王蒙对语言似乎有特殊的天赋。您会几种语言?对多种语言的使用对于写作有什么帮助么? 张承志:我的水平不高。
如果以口语为标准,能使用的是日语和蒙语,粗学了一点西班牙语,更多少触碰一点阿拉伯语。这些不值一谈。但是你若问,哪怕粗知一点语言有什么用的话,我想说,这是一扇通向人心和文化深处的门。包括蒙古语文化启蒙,对我而言超过一切大学。
《黑骏马》中的对话,都暗中用蒙语暗读通顺才落笔。在写作中调动主流话语之外的语言营养,让不同的文化转换为笔下的汉语文章,是一件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 读书报:这种语言的转换,会不会使写作的状态变得磕绊? 张承志:不仅不磕绊,而且会让汉语的感觉,被突然激活。
它使得语言不致于停滞,使语言丰满和新鲜。其实,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情。3月中旬,在北四环的一座写字楼里,我初见张承志。
与“传说”中的印象大不相同,张承志没有网络上传言的那么特立独行不好接近,相反,他正直、幽默且友好。说到学术界令人不齿的现象,他痛心疾首,然而说到有趣的事情,他的脸上立刻堆满灿烂的笑容,和善的眼睛让你觉得无限温暖。
这是一位不矫饰、不虚伪、敢说真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从1989年辞掉公职算起,张承志游离于文坛体制之外已有20年。20年间,他没有停止过行走、学习与思考,他对于理想的坚守,他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独立,反而成全了他不愿堕落、追求真知和文学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