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亭邓榕 宋彬彬、刘亭亭、邓榕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

文章摘要:邓榕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我本来不愿意写这篇文章,因为它论述的是一个个体事件,涉及事件的许多细节.但是,在宋彬彬道谦之后出现了太多的对宋彬彬、刘亭亭、邓榕的无端攻击,而这些攻击并不是由于她们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副校……

宋彬彬、刘亭亭、邓榕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

我本来不愿意写这篇文章,因为它论述的是一个个体事件,涉及事件的许多细节.但是,在宋彬彬道谦之后出现了太多的对宋彬彬、刘亭亭、邓榕的无端攻击,而这些攻击并不是由于她们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事件的组织者和打人者,而是由于她们是前中共领导人宋任穷、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

有一篇署名伦敦客的长达7801字的文章《声援93岁的王晶垚!---兼评宋彬彬的虚伪道歉》的文章.我对此文和有关问题提出我的看法.

对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我是同情的,但我也要指出,他所说的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还没有成立.原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三3班学生叶维丽说:“我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的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

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

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这两个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作为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女士(王友琴)不应将二者混淆.红卫兵是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几天里,一哄而起的.

毛支持红卫兵的消息,我觉得如果8月5日还没有传开,8月7日、8日应该已经传开了.”有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回忆:8月5日,在师大女附中校内没有正式的红卫兵.

那天有学生穿军装,但没有人戴红卫兵的红袖章,扎武装带,穿军用大皮靴.伦敦客不去看公开发表的大量有关史料,居然说:“据文革史料记载:北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步先于66年6月2日(应为5月29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后尘,于7月31日成立的,宋当时是校革命师生代表会(6月6日成立)四名副主席之一,当然也是校红卫兵主要领袖.

”伦敦客显然把两个不同的红卫兵搞混了,想当然地认为宋彬彬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主要领袖.

我是北京二十一中学66届初三学生.我对文化大革命北京中学情况非常了解.当时城里中学与海淀区几所中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的情况很不相同.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很早成立,并且是反工作组的,而城里的中学最早造反的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弟),得到进校领导运动的工作组的支持,他们多数是保工作组的.

这些干部子弟后来成立了红卫兵,但时间较晚,正如师大女附中一样.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亲自过问运动情况的学校.7月份,他曾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领导和学生代表(刘进、宋彬彬等人).

邓小平指示,学校搞运动还是要依靠党团组织,红卫兵是反动组织.8月7日以后,城里中学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有三个因素:一、7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二、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逐渐传出.

8月3日王任重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个头头,告之毛泽东给他们写信的情况.这个消息是逐渐传出的,城里中学干部子弟只是很少数在8月5日以前知道;三、8月7日海淀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对联”辩论大会,康生、江青参加大会并讲了话.

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对联”,但对组织红卫兵表示了支持.这对参加大会的城里中学学生是个鼓励.在此之后,城里中学纷纷建立了红卫兵组织.

刘进、宋彬彬组织红卫兵较晚,是因为她们是很少的学生党员,并且亲耳听到邓小平反对红卫兵的指示,她们对组织红卫兵肯定比较犹豫.8月5日,在师大女附中,还没有被指由刘进、宋彬彬领导的红卫兵组织,已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没有参与施暴,何来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

伦敦客在文章中坚持认为宋彬彬、邓榕、刘亭亭等人是师大女附中1966年8月5日打死卞仲耘暴力事件的组织者和打死人的主要凶手.伦敦客举出四个证人.伦敦客说:“证人之一是章怡和(原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女儿),她在她的《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到她作为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八月五日亲眼目睹卞校长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的头部致使死亡,章虽未写出行凶者名字,但暗示用脚踢卞头部致其死亡的正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

我查了章怡和的《伶人往事》一书和她的另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其中并没有伦敦客所说的内容.伦敦客造谣时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章怡和是五十年代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已于1960年从师大女附中毕业,1963年去四川工作.

章怡和怎么可能1966年8月5日出现在师大女附中校园,“亲眼目睹卞校长被杀害的情景”.她即使那天出现在师大女附中校园,作为已离校六年的人,怎么会认识在校的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从而“暗示用脚踢卞头部致其死亡的正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章怡和即使有过类似的言论,也只是听说而已,怎么能成为证人?

伦敦客说:“证人之二是林莽(原女附中退休教师,2012-9-21去世),他在2006年卞校长遇难40周年时,在胡杰的记录片《我虽死去》中为八五惨案行凶杀人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言》,详述卞遇害过程,文中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动作.

例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脚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她是谁?据林先生生前挚友透露,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林莽死于2012年,生前揭发一个已是普通公民的刘亭亭不会有任何风险.非常奇怪的是林莽生前不敢公开作证,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并由一个不敢露名的生前挚友在他死后公布.他们到底怕什么?林莽用左手写证言,是怕暴露真实字迹,更不敢署名,这种文字材料无法证明为林莽所写,法律上根本不能作为证据.

那位林莽生前挚友说是林莽的证言,但死无对证,如何证明它的真实性?编造政治谣言的人往往采用上述手法,在死去的人身上做文章.

伦敦客说:“证人之三是王友琴(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八五惨案目击者,2004年出版《文革受难者》),她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卞仲耘》一文中证明:卞校长被打死第二天,受害者家属王晶垚见到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暴力事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毛泽东要求下工作组的突然撤离,使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师大女附中的很多人都知道8月5日打人的组织者是王友琴所在的高一3班几个学生.王友琴对此知道得清清楚楚,却在文章中有意不提,反而一再暗示组织者是刘进和宋彬彬.

很多当天在场的人都记得,打人的主要是高一和初二的几个学生,其中并没有邓榕和刘亭亭,王友琴等人却别有用心地编造谣言暗示踢卞头部致其死亡的是邓榕、刘亭亭.

他们说8月5日刘亭亭、邓榕穿着军用皮靴踢卞头部致其死亡,8月6是邓榕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这些完全是编造,因为当时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还没有人身着红卫兵的装束.至少北京城里中学在8月7日前没有人身着红卫兵的典型装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

伦敦客说:“证人之四是邓榕”.这更是不着边际.伦敦客说:“邓小平与发生八五事件的直接关联”.谁都知道,当时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强调领导和秩序,由于他们的做法使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才撤走工作组.

正是由于撤走了工作组,使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才发生了8·5事件.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批判,所以他们在这之后都嘱咐自己的子女要低调、不要干违法的事情.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邓小平的子女在那之后干过什么违法的事.

伦敦客所讲四个证人没有一个能站住脚的.打死卞仲耘事件与宋彬彬、刘进、邓榕、刘亭亭没有直接关系.伦敦客这些人完全知道他们所说是站不住脚的,之所以一再大肆渲染此事,目的在于在民众心目中诋毁中共.

文革以后,抓“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等曾积极地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打死卞仲耘相关人的刑事责任,但他们控告的是一个老师的家属.公安机关曾经将这名家属抓捕,后又无罪释放.王晶垚等为什么当时没有提出追究宋彬彬、刘进、邓榕、刘亭亭等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追究真正的打人组织者和主要打人者的刑事责任?因为王晶垚等人根本没有有效证据.

8·5事件是一场没有领导的混乱行为,是由一群没有管束的未成年的学生进行的群殴.

对于8·5事件,师大女附中的很多人进行过长期的调查、讨论,并形成了几万字的文字材料.她们对事件中的组织者、主要打人者知道的清清楚楚,但一直没有点名,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指名道姓的谴责,更没有追究她们的刑事责任.

我赞成她们的做法.因为事件中的组织者、主要打人者当时还未成年,有的甚至还只是14、5岁的孩子,是在当时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做出的行为.还有,过去四十多年了,证据会明显不足,一旦公开会造成被动.当然,如果她们还有良知,应该出来道谦.道不道谦应由她们自己选择.

刘进、宋彬彬对师大女附中8·5事件到底有没有领导责任?刘进、宋彬彬等人担任由工作组组织的“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副主席.这个“革命师生代表会”是群众组织,而非学校的党政领导机构,它是协助工作组工作的.文革开始后,学校的党政领导机构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

7月29日工作组因犯错误被突然撤走,上级没有委派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师生代表会”也由于紧跟工作组而犯了错误,威信、影响大失,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刘进、宋彬彬等人都是学生,而不是学校的领导,也不是老师,他们怎么可能制止学校的混乱局面呢?8月5日那天,刘进、宋彬彬还是两次站出来制止部分学生的打人行为,她们没有经验,没有预想到会发生的后果,所以没有一直在现场,这就是她们感到内疚的地方.

总之,她们应该没有任何责任.刘进、宋彬彬没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有罪了.她们完全可以不道谦,但她们出于良心还是出来道谦了.

就讲当时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中最有名的是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城里老红卫兵最有名的是四中红卫兵、二中红卫兵、(首先提出“破四旧”)六中红卫兵、(西纠)一中红卫兵(东纠).军队干部子弟最集中的八一中学红卫兵也很有名.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其实不是太有名.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彭小蒙等人,鼓吹“血统论”对联最有名是北京工业大学的谭力夫.但为什么没有人提他们.就是在师大女附中,刘进是“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是“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

要追责也应先追究刘进,而不是宋彬彬.为什么要抓住宋彬彬、陈小鲁、邓榕、刘亭亭等人不放?关键在于彭小蒙、谭力夫、刘进等人的父亲只是部级、局级干部,而宋彬彬、陈小鲁、邓榕、刘亭亭的父亲是中共领导人.攻击、诬陷前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真正目的是攻击、诬陷中共领导人.

被攻击最多的还不是宋彬彬、陈小鲁、邓榕、刘亭亭等人,而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们对毛远新造了很多谣,集中在张志新事件上.比如说是毛远新决定杀害张志新,并且在行刑时下令将张志新割喉,防止张志新喊出声.他们说毛远新是杀害张志新的主犯.

实际上毛远新与张志新只有一次交集.在文革后审判毛远新时,张志新案曾经是毛远新最主要罪行之一.律师辩护说:毛远新在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才第一次知道张志新案.

当时毛远新在辽宁省委排名第五,这次会议是由省委第二把手主持的,毛远新只是同参加会议的十几个人一样同意枪毙张志新.毛远新在省委并不主管公检法,对张志新案事先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说毛远新在行刑时下令将张志新割喉,根本不存在.

当时检察院、法院认同了律师所说,没有认定毛远新是杀害张志新的主犯,只说他有责任.法院判决应该公正,对张志新案,为什么只追究毛远新一人的刑事责任,要追究,其他十几个参会的省委领导人都应追究,几十个公检法监狱办案人员、张志新所在单位有关人员都应追究.但没有听说过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

毛远新在辽宁省委、沈阳军区工作期间口碑不错,没有依仗是毛泽东的侄子而飞扬跋扈,他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毛远新还有一功.在1974年3.3海城地震发生前,力主发布地震预报,挽救了10多万人的生命.中国人民应该记住毛远新这一巨大功绩.

至今没有看到毛远新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但感觉毛远新一案是错案.毛远新追随江青集团属于政治异议,党内路线斗争,并不犯罪.江青犯罪是因为她迫害他人至死、被关押、判刑.在民主、法治之下,绝不允许在台上的政治集团把在台下的政治集团定罪处刑.应该公正对待所有人,包括政治反对派、政治异议人士,包括被打倒的政治领导人,包括前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

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最少的人出来道谦了,(陈小鲁、宋彬彬等)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追随中央文革、追随江青集团,犯下滔天罪恶的造反红卫兵、造反派、516分子、三种人、革委会、军管会、专案组、公检法中间的真正恶人却鲜有出来道谦的.现在一些攻击宋彬彬、陈小鲁等人的文革参加者,实际在文革中表现也不怎么样.你们敢不敢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都亮一亮?

对任何人都应该实事求是、公正对待.无论他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就是政治斗争、政治宣传也应该讲实话、讲真话.在中国的广大民众中,为什么一些民运分子、政治右派形象那么差,就是他们惯于造谣、污蔑,政治品质低下.

我听到一个反共分子说:共产党流氓,我们要比它还流氓.先不论共产党是否流氓,政治反对派绝不能搞流氓的一套做法.有人批判中共不讲真话,伪造历史,提倡讲真话,重写历史,我对此是支持的,但政治反对派也不能不讲真话,伪造历史呀.

讲假话是很容易被揭露的,是要在政治上失分的,实际上损失最大的是编造政治谎言、政治谣言的人.一些人之所以对一些中共前领导人子女进行没完没了地攻击、诬陷,其目的是想攻击、诬陷前中共领导人,抹黑中共,打倒中共、清算中共.口口声声为实现中国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人,为什么在对待前中共领导人及其子女上要违背民主自由理念,而搞文革的那一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