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孙维世母女情深

恩来在回忆童年美好生活的同时,高度评价了表姐的育幼工作。这时,龚志茹不无惋惜地说:“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谁说没有?”周恩来抬起头,望着邓颖超说:“我们有十个!”“是的!”邓颖超心领神会。周恩来接着又解释说:“是的,十个。全由我们负担和照顾。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都在健康地成长。”

周恩来夫妇曾抚养过许许多多革命烈士子女,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经他们夫妇抚养的孩子中除了烈士遗孤,还有夫妻双双在特殊工作岗位上的子女、社会上的遗孤以及他们的亲属等,这几部分人加起来是远远不止十个的。但在周恩来、邓颖超抚养的众多孩子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孙维世同志。

孙维世出生于1921年,她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于1922年与朱德一起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这时的孙炳文正奉中央命令,由广州乘船经上海前往汉口。那时还没有广播、电视新闻,蒋介石叛变的消息,船上的人一点也不知道。船一到上海还没靠岸,孙炳文就被后来当了汉奸的褚民谊指认出来。得知孙炳文被捕,蒋介石如获至宝,密令立即将他腰斩于龙华特务处,当时的孙维世才只有六岁。

打那以后,孙维世跟着妈妈任锐在上海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15岁时,她进入上海进步文艺界,既为了隐藏身份,也为了求得生存。在那时候,她认识了江青,从而知道一些她生活糜烂的底细,而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为她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埋下了祸根。

1950年,孙维世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喜结良缘,周恩来和邓颖超向他们赠送了结婚纪念品,邓颖超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后来,孙维世根据周恩来的批示深入生活,前往大庆,拜工人为师,与大庆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孙维世还以大庆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初升的太阳》。

“文革”风暴骤起之后,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也是怕孙维世揭出自己的老底,于是指使一些无法无天的人抄了孙维世的家。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江青本人写给孙维世的信统统撕毁焚烧。据林立衡同志回忆,1967年江青对叶群说:“孙维世是苏修特务。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这个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就这样,孙维世在强迫劳动中,又突然被戴上了手铐,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

据孙新世1997年在北京家中对笔者的讲述,在姐姐孙维世被捕之前,姐妹俩一直相约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孙维世曾明确地说:“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死了,你都不要相信是自杀,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因为人一死,问题就不清楚了。”可是到1968年春节前,姐妹俩最后一次见面,孙新世再也没有看见姐姐的身影。后来才听说,江青为了达到折磨周恩来、打倒周恩来以及为她自己杀人灭口的罪恶目的,残酷地迫害孙维世,还多次寻衅滋事,无理取闹。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与造反派商决东北局的有关问题。江青为了干扰周恩来的工作,提出要参加。她一进会场就当着周恩来和众人的面儿,歇斯底里地骂道:“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以此向造反派们传出她痛恨孙维世的信息。

那年10月14日,孙维世就遍体鳞伤地惨死在狱中。

孙维世死后,造反派把一叠仿造的病历送到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办公桌上,说孙维世病死了。周恩来闻讯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强忍住悲痛,当即批上“解剖尸体,查明死因。”造反派却在江青的授意下,回告说:作为现行反革命,孙维世的尸体已经火化了,没有保留一屑骨灰。在江青一伙横行的年代,周恩来的命令也只不过是他们的耳边风而已。

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位叫周恩来“爸爸”、叫邓颖超“妈妈”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迫害致死,死时,孙维世才48岁。1977年6月9日,文化部为孙维世平反昭雪,揭露江青滔天罪行,文化部艺术局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像安放仪式。这时孙新世才知道,原来当时她姐姐的专案组诬陷孙维世“苏修特务”的“证据”竟是建国初姐姐曾送过两张戏票给李立三夫妇。因为李立三当时被诬为“苏修特务”,所以送戏票的人也就成了“苏修特务”。可想而知,在那人妖颠倒、清浊不分的岁月,江青等一伙人已肆意横行到了何种程度!

多年后,邓颖超每当想起女儿,都会唏嘘不已。她仍记得那年,维世为她和恩来庆祝结婚纪念的情景。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25周年。孙维世悄悄准备了两朵大红花,还为他们准备了当年结婚时穿过的衣服。中午,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衣服请妈妈邓颖超换上,等周恩来的车子一回西花厅,她就兴冲冲地将两朵大红花挂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胸前,把夫妻俩拥到一起,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们一块儿为他们庆贺结婚纪念。这时,整天忙于工作的周恩来恍然大悟地说:“维世是给我们做银婚纪念来了。”邓颖超也高兴地说:“我们结婚时特别简单,这下倒挺热闹,维世算是给我们补上了婚礼。”老夫妻俩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77年,笔者在孙新世教授家里看到一封1958年邓颖超写给孙维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目前医药的治疗,固然是必须的,但不可缺少而有带决定性的关键,则在于你既要认识病的性质,更要掌握它,善于和它作斗争,这就需要你能充分地休息,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并预防感冒和其他可能的并发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艰难、困苦的考验。遭受着病的折磨和病中的寂寞,并且要战胜它,这也是一个考验。我热望你在这方面取得胜利!在不久的时间,就能痊愈出院!看书是最能使你受到消耗而削弱你对病作斗争的力量。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

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

在这封写得“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的信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病情的牵挂,也格外印证了邓颖超和孙维世之间的母女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