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它在前期曾经推动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神话般的“康乾盛世”。到19世纪20年代道光皇帝即位前后,大清帝国已失去昔日“盛世”的辉煌而处于无可挽回的衰世,社会危机四伏。
政治腐败。皇帝专横独断,骄妄自大。一般封疆大吏愚昧闭塞,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大小官吏皆“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道光帝倚重世故圆滑、“多磕头、少说话”为法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和惯于植党营私的穆彰阿等人辅佐朝政,遂使政治更加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是对当时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
军备废驰。清政府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也日渐腐化,战斗力锐减。军官不理营务,而用专心于克粮冒饷和贪污肥私等方面。就连海防炮台也年久失修,不堪一击。清军的武器原始落后,还处在以刀予弓箭为主的“冷兵器”时代。所有的抬枪、土炮和火药极为粗糙低劣,土炮制造工艺落后,保养和使用又漫不经心。这样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抵御侵略,保卫国防的能力。
经济发展缓慢。道光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依旧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另外,在沿海沿江以及内地的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商品经济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不过,道光时期的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占的比重却微乎其微。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也只不过是自然经济***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因此,还无力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束缚而使中国迈入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中国旺盛的自然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顽强地抵挡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频繁入侵以及商品倾销的一次次猛烈轰击,充分显示了东方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经济实力。
文化思想迂腐保守。清朝统治者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强制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把人们的思想严密控制在封建的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模式之中,整个思想文化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
面对日益发展的国际大势,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清朝统治阶级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迂腐观念,使已经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
正当清朝每况愈下的时候,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却在殖民掠夺中迅速发展。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产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到工业革命中,引发了生产技术重大变革的浪潮。产业革命的完成和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使英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英国资产阶级早已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当作重点猎取的目标。1832年2月(道光十二年正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武装商船偷偷地从澳门出发,测绘中国沿海地形,搜集沿海驻军人数、装备、炮台设施等情报,历时6个多月才回到澳门,完成了英国武装侵略中国的第一步准备工作。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迅速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拥有蒸汽机5200台;从1815年至1840年间棉织品产量增加3倍;铁产量由1825年的20万吨增加到1840年的35万吨;铁路的修建也掀起了高潮。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为开辟新市场,法国资产阶级加紧侵略扩张,并把越南和中国作为它在亚洲的主要侵略和掠夺目标。
美国建国较晚,19世纪初工业还落后于英、法两国,但生产发展的速度较快。1805年机械纺纱的纱绽只有4500枚,1825年增至80万枚,1840年棉纺织业有纱绽228万枚以上。19世纪30年代起广泛使用蒸汽机。到1850年,铁路线已长达15000公里,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竭力追随英国,力图以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轰开紧闭的中国大门。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直到1861年农奴制废除,资本主义才有较快的发展。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早就开始了,16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迅速扩占了西伯利亚大片地区。17世纪中叶,又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鸦片战争前夕,俄国接连派人到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搜集情报,为侵吞我国北方领土作准备。
19世纪初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扩展。中外贸易分为陆路和海路两种。传统的陆路贸易主要是与俄国、朝鲜、缅甸和越南等邻国进行,其中以俄国为主。海路贸易除了与东南亚和日本的传统贸易不断扩大外,和欧美诸国的贸易也有相当的发展,其中,尤以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最为兴旺。
1833年8月,英国废除了长达233年之久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卖权。随后,一批批自由商人蜂拥来到中国,这些新兴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商人迅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而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角。为了适应对华贸易发展的需要,英国政府委派律劳卑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在中英贸易中,英国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金属和从印度转运的棉花,而从中国输出到欧洲市场的大宗商品有茶叶、生丝和土布等。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首次进入广州,成为中美贸易的开端,从此美国对华贸易较快地发展起来。美商主要靠大宗贩运中国土布到欧美一些国家销售以获厚利,此外,也经营中国茶叶和英国的毛纺织品以及美国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美国每年从中国贩运土布约100万至200万匹,甚至多达300万匹,几乎垄断了中国土布出口贸易。
在迅速增长的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中,英国和美国都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到19世纪20―30年代,每年的出超额多达200万―300万两以上。中国成为传统的白银内流国家。据统计,自18世纪初至19世纪20年代的百余年间,经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5亿两。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英、美政府支持和怂恿其商人把鸦片运进中国。
鸦片,又阿芙蓉,俗称大烟。由罂粟的汁液提炼而成,有安神止痛和镇咳止泻等功能,自古被当作药材使用。但它含有大量的麻醉毒素,吸食极易上瘾而又极难戒绝。明朝末年,吸食鸦片的方法传入中国。
从18世纪50年代起,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不过200箱,60年代以后上升为1000箱。1773年代(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对鸦片销售垄断,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成倍增长,至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首次突破4000箱。
美国商人也先后从土耳其、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销售。据统计,输入中国的鸦片,1800年(嘉庆五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平均每年输入4200箱,1821年(道光元年)至1829年(道光九年)平均每年为1.9万箱,1830年(道光十年)至1840年(道光二十年)平均每年为2.4万箱。
鸦片贸易为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暴利。以1813年(嘉庆十八年)为例,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成本价为237卢比,而东印度公司在市场的拍卖价每箱为2428卢比,超过原成本的10倍,其中2/3归东印度公司,其余归英国政府,以至鸦片贸易的收入占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1∕7。
鸦片贩子从鸦片贸易中也大发横财,他们把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转手获利2至3倍。鸦片贸易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以1837年―1838年(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的中英贸易为例,英国对华输入额563.7万英磅,其中鸦片价值为337.6万英磅。而中国对英输出额仅为314.7万英磅,英国资产阶级正是靠鸦片贸易才扭转了对华贸易中的逆差。
鸦片的大量输入,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造成了几乎毁灭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族灾难。
二.鸦片战争与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
早在1731年(雍正九年),清政府就颁布禁烟令,道光帝即位后,又重申禁绝鸦片之令。然而,鸦片进口屡禁不止,吸食者与日俱增。据1835年(道光十五年)估计,全国约有200万吸食者,上至文武大员,下至士子兵丁,及至妇女、僧尼、道士各色人等,不少人已有嗜鸦片之癖。究其原因,乃是西方侵略者的贪婪、凶残和清朝吏治的腐败。
烟毒泛滥的严重态势,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的关注。但在禁烟问题上,统治者内部产生明显分岐。1836年6月(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禁令,允许公开买卖。其理由是:与其禁而不止,不如允许纳税进口,政府可增加税收;提倡内地种植鸦片,可以抵制外国鸦片进口。
他认为只要官员兵丁不吸食鸦片就无损于朝廷,至于一般百姓吸食与否无需过问。许乃济的主张立即得到一些官员的响应,但也遭到另一些官员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部给事中许球的奏折最为有力。他们认为政令应该统一,既然在民间开禁,就无法禁止官员、士兵吸食,只准“以货易货”也是无法行得通的。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泸寺卿黄爵滋上奏痛斥鸦片的危害,力主严禁,指出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官吏的贪桩枉法;认为不根绝吸食者就无法根绝贩卖者。因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道光帝把黄爵滋的奏折发给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各抒已见。
先后收到29个省遵旨议复的奏折,除1人未作明确回答外,其中有4人明确支持黄爵滋的意见,其余24人从不同的角度表示“重治吸食”的办法不切实际,因吸食者太多,诛不胜诛,而应慎用刑典,严防海口以杜绝鸦片之来源。通过这场禁烟问题的大讨论,得出了积极、全面的禁烟方案:既重治吸食者,亦重惩贩运、走私、海口接引与开设烟馆者。严查海口走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
1839年6月(道光十九年五月)清政府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39条,命令全国各地遵照实施。以清查吸食鸦片者、收缴烟土和烟具、缉拿烟贩、铲除罂粟花苗等为主要内容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先后共搜获烟土、烟膏58.
8万两,收缴烟枪、烟具3.9万件,拿获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犯4111名,铲除私种罂粟230余亩。特别是烟毒危害严重的广东、福建、浙江和直隶各海口,以及湖广、四川和云南等地的禁烟运动尤见成效。其中,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最为出色。
林则徐在任湖广总督时,就卓有成效地开展禁烟。1838年12月(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3月(道光十九年二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看到广东人民高昂的反侵略斗志,深受鼓舞,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密切合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展禁烟。迫使英商交出鸦片2万多箱,美商交出1500多箱,并于6月3―25日(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鸦片当众全部销毁。
虎门销烟的壮举,打击了外侵略者的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虎门销烟的消息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传到英国,立即引起了一片反华叫嚣,英国政府开始策划侵华战争。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三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并立即组成一支由乔治·懿律为总司令的4000人的“远征军”。英军于6月(道光二十年五月)到达中国海面,封锁珠江口。从此,英国挑起的侵华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是英国政府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二年多时间,经历三个阶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政府时战时和,由抵抗逐步走向妥协投降。而英国侵略者软硬兼施,不达目的决不罢兵。中国人民进行了自发的抵抗斗争。
第一阶段,从英军封锁珠江口到琦善求和(1840年6月―1841年1月)。
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由于改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加强戒备,严阵以待,英军在广东未能得手。7月,英军进犯厦门,被新到任的闽浙总督邓廷桢所率水师击退。接着,英军北上占领防务空虚的定海。8月,英兵船抵达天津白河口,威胁京畿并致函清政府,攻击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
道光帝听信谗言,误以为此次兵祸全由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所致,于是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琦善在谈判中一面保证惩办林则徐,一面承诺只要英兵南撤,一切皆可商议。
懿律得此保证,加上北方天气转冷,不利作战,便率军南返。9月17日,道光帝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谈判。28日,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由琦善署理两广总督。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下令拆除珠江口附近的一切防务设施,裁减水师,遣散水勇。英军乘虚而入,1841年1月7日,突然袭击虎门外的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英勇战死,炮台失陷。琦善惊慌不已,派买办鲍鹏去穿鼻洋向英军求和,英方全权代表义律向琦善提出“割让”尖沙咀和香港等处的侵略要求,并于21日单方面擅自公布以“割让”香港全岛、开放广州和赔款600万元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穿鼻草约》。
26日,英军强占香港。
第二阶段,从清廷下诏向英军开战到《广州和约》的订立(1841年1月―1841年5月)。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和琦善在广州的所作所为传到北京以后,道光帝大为震怒。遂将琦善革职问罪,锁拿回京。1月27日,道光帝发布诏令对英开战,派其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1.
7万的兵力开赴广东前线。英军风闻清政府调兵遣将,便先发制人,于2月26日猛攻虎门炮台。关天培率军奋力抵抗,壮烈殉国,炮台守军400余人大部分阵亡。4月间,奕山率领大军抵达广州,5月21日发动一次夜袭,初获小胜。
次日,英军反扑,经过5天激战,清军大败而归。英军占据广州城郊炮台后,猛烈炮击广州城。奕山惊恐万状,急忙在城头竖起白旗投降乞和,27日,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奕山缴纳600元所谓“赎城费”,英军答应退至虎门。
第三阶段,从英军扩大进攻到《南京条约》的签订(1841年8月―1842年8月)。
英国政府对义律擅自拟订的《穿鼻草约》内容不满,认为所得侵略权益太少,于是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并增兵扩大侵华战争。8月,璞鼎查率英舰攻陷厦门。10月1日,再陷定海。定海守军在葛云飞、郑国鹏和王锡朋三总兵率领下奋勇抗击,三总兵相继壮烈殉国,5000余名将士全部为国捐躯。英军攻陷镇海、宁波,署理两江总督裕谦投水自尽。
道光帝为挽救浙江败局,任命另一个侄儿奕经为振武将军、侍郎文蔚等为参赞大臣,率军前往浙江收复失地。奕经一路上游山玩水,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绍兴,在毫无准备和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于3月10日兵分三路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结果一败涂地,不但没有收复三城,反而又丢掉了慈溪,奕经逃回杭州。
6月中旬,英舰进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吴淞守军奋起抵抗,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壮烈牺牲。英军接连攻陷吴淞炮台和上海,随后沿江西上。7月21日,陷镇江,8月5日,英军舰船80余艘闯入南京下关江面。道光帝急忙派盛京将军耆英和被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人为钦差大臣,到达南京与英国侵略者谈判。至此,历时两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
在鸦片战争中,清军许多爱国官兵激于民族大义而临危不惧,英勇杀敌,为维护祖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陈连升父子英勇喋血沙场,关天培在虎门悲壮殉国,定海三总兵血战六昼夜为国捐躯,陈化成在吴淞英勇战死,镇江驻防旗兵与英军巷战、肉搏而宁死不屈,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独立的爱国精神。
此外,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率领兵勇和义民保卫台湾,多次痛击进犯台湾的英国侵略军。
特别是东南沿海的人民群众为保卫社稷家园而自发组织起来痛击英国侵略者,涌现出许多动人的英勇事迹。其中,犹以广州城北三元里人民抗击斗争的规模最大、影响深远。此外,宁波和定海等地的黑水党也经常狙击英军,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
(三)不平等条约与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开端
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失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割让香港。(2)赔款2100万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4)取消旧的公行制度,英商在通商口岸自由交易。(5)协定关税,即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10月8日,又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英国从中又获得新的特权:(1)压低关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进口货物和税率定为5%,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低税率的国家之一,海关从此丧失了保护本国民族工农业的作用,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2)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英国侨民在中国犯刑事罪时,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处理。
从此,中国的司法权被破坏,外国人可在中国为非作歹,而不受中国法律约束。(3)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今后中国与任何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出让新的权益时,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4)可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建立租界。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争相效尤,分别派遣专使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攫取侵略权益。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除了享有英人在《南京条约》中的全部特权外,(1)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规定不但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华发生的一切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2)扩大了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要变更关税税则,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才能变更。
10月24日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不但攫取了英美所取得的全部特权,还获得在五口通商口岸传教、清政府必须保护教堂和传教士的特权。1846年2月,清政府被迫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继英、法、美三国之后,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葡萄牙、丹麦等纷至沓来,要求清政府正式订立通商条约。清政府采取“一视同仁”的妥协方针,一一应允。1848年,葡萄牙殖民者公然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霸占了中国领土澳门。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也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个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英国夺取香港,葡萄牙强占澳门,使中国领土丧失完整性。领土领海主权、司法权和关税权等主权被破坏,使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主权和地位。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在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发展最为迅速,它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上海地方官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英人居留地,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
1848年和1849年,美、法侵略者也步英国的后尘,分别在上海划定租界。他们在租界内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管理制度。其他通商口岸也都依此建立了这种号称“国中之国”的租界。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巨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这种经济现象在五口通商地区尤为明显。鸦片战争后,英国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它工业品运往中国。其中尤以棉纱为大宗,约占中国进口的70%左右。这样,英国棉纱大量涌入,遂使东南沿海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全国著名的棉区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竟出现了无纱可纺的现象。福建漳州一带的土布也大大减产。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口的茶、丝数量迅速增长,但茶、丝的出口贸易大都被英商所操纵。他们根据本国和外贸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索取原料。如在上海、广州等地就有他们的茶商附设茶厂,专门加工适合他们需要的茶叶。茶叶的数量和价格也为外商所控制。中国的丝茶业被迫服从于外国资本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阶级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两大对抗阶级。战后,在广州外国商行和中国公行里,出现了由中国官府特许的为外国商人经管帐目和购办物品的“管事”的买办,成为中国近代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码头工人和在外轮上工作的海员,以及船舶修造工人。他们是中国早期的产业工人。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得多样化、复杂化了。中国人民从此肩负着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使命。
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界长期处在空言心性的理学(宋学)和繁琐考证和汉学束缚之下,形成万马齐喑的僵化、陈腐局面。鸦片战争前后,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
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已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国门洞开
19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之蔓延开来。1847年和1857年,英国连续爆发了两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欧美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巨额的利润,可是,五口通商以来的10年间,英国很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英国资产阶级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通商口岸开辟得太少。因此,他们决定通过发动对华战争的方式,强迫中国全境开放,以获得更多的侵略特权和利益。
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等国侵略者相继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其阴谋均未得逞,于是他们决定再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以迫使清政府屈服。英、法两国分别制造“亚罗”号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发动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大鸦片战争所获得的侵略权益,故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整个战争中,俄美两国一直追随英法之后,以“调停人”的身份,对清政府提出要求,施加压力,做英法联军的外交帮凶。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多人大举进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作任何战争准备,却一味求神保佑,城陷后被俘。送往印度加尔各答。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扶植柏贵为傀儡,对广州进行长达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20日攻陷大沽口,直逼天津。直隶总督谭其骧弃城逃跑,联军迅速占领城外望海楼一带。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于6月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中法通商章程》作为《天津条约》的附约。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公使驻京。(2)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改为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为通商口岸。(3)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自由航行。
(4)外国人可到内地游历、传教和通商。(5)修改税则,取消常关税。外国商品进入内地只征2.5%的子口税.(6)赔英国400万两,法国200万两。在附约中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
(二)英法扩大战争,俄国趁火打劫
1859年6月,英、法、美等国军舰北上换约。清政府要求他们派代表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然而,英法联军强行闯入白河口,炮击大沽炮台,结果遭到严阵以待的守军将士的猛烈打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身受重伤,最后在美国军舰的帮助下,英法联军始得仓惶撤退。
大沽惨败后,英法两国决定进一步扩大侵略。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直隶提督乐善和炮台守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24日,联军攻占天津。9月21日,在通州八里桥大败清军。22日,咸丰帝逃往热河,授其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向英法求和。
10月6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抢劫了北郊的圆明园。三日之内联军将这座经营150余年、凝集古今艺术珍品和综合中西建筑艺术成就的壮丽宫殿和园林抢掠一空,毁坏殆尽,并付之一炬,使之变成一片瓦砾场。
10月24日、25日,奕訢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开放天津为商埠。(2)准许华工出国做工。(3)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4)把《天津条约》中对英法的赔款各增加为800万两。此外,法国侵略者还擅自在《北京条约》的中文本上加上“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为扩大宗教侵略制造依据。但在法文本中并无此项内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政府一面极力挑唆英法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一面趁火打劫,贪婪地侵吞中国的大片领土。1858年5月、1860年11月、1864年10月,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共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获利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几年间,英法美俄迫签的不平等条约及其附约和续约多达10余件,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遭到空前严重的损失和践踏。天津等11座城市被迫开放,并在天津等商埠开辟租界,迫使中国国门洞开,这些商埠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据点,迫签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压低关税和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战争的破坏和巨额赔款,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及其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依然维持清朝的统治。不仅如此,他们还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表示支持清政府,以便其迫订的不平等条约能够履行。列强这种态度,使奕訢、桂良、文祥等当权人物大喜过望。而跟随咸丰帝逃到热河行宫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还不愿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对列强心存疑虑,甚至予以抵制,当奕訢等人见英法联军已退而奏请咸丰帝回京时,就一再劝阻。
1861年8月,咸丰帝于热河行宫病死。遗诏以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且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八大臣随即根据遗诏拥立载淳为帝,决定自翌年起改元“祺祥”,主持朝政。这就引起奕訢等人的不满,也受到载淳生母慈禧太后的反对。
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决定同奕訢等人联合起来,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奕訢也想以慈禧太后为靠山,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密谋,于1861年11月2日发动政变,解除八大臣的职务,不久便分别处死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也被革职治罪。慈禧太后还改年号为“同治”,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大臣,掌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桂良、文祥等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从此大权在握。这就是“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清廷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一方面重用汉族官僚地主,即启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僚,分据要职,让他们放手绞杀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借助外国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即所谓“借师助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