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考古 古陶瓷研究界的一朵奇葩 ——记我省古陶瓷专家赵青云先生
赵青云 男 汉族 1932年生 河南汤阴人 研究员 中共党员。1952年毕业于汤阴师范,分配到汤阴文化馆工作,1953年元月到开封参加河南省文物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同年6月调安阳专署文教科,是年底调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5年到北京大学进修半年,历任发掘组长、业务辅导员、秘书等职。
1981年任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省文物鉴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秘书长、河南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深圳大学艺术学院荣誉教授、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高级顾问、研究员等。
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在古陶瓷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建树,著作较丰,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报告50余篇,有的被评为优秀论著特等、一、二等奖。
跨越行业靠自学成为考古界难得人才
赵青云先生是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培养的第一代比较优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也是当今全国卓有成就的古陶瓷专家之一。中等师范毕业后,他分配到汤阴县文化馆,从事政策宣传和电影放映解说工作。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他将解说词编成唱词,用地方群众喜爱的剧种或方言进行影视解说或演唱,受到群众的欢迎。
1953年,河南省政府从各个地区文化部门选拔优秀干部,经过培训后充实到文物考古第一线从事抢救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他从安阳地区的选拔中脱颖而出,经过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后,走进了文物考古战线。同年底,调入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现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55年春,他又进入由文化部、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四届考古训练班学习。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埋头苦读,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并结合自身在考古第一线所掌握的实践经验以及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考古基础理论知识。
年青而又精力充沛的他在考古实践工作中认识到,要做好文物保护、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既要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以及准确详尽的文字记录水平,又要具备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和遗物的准确判断能力,还要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为了不辜负党的栽培和期望,他常年奔波在城市郊区或偏远的乡村田间。每次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遗址或墓葬进行发掘前,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实地考察,走访当地群众,进行有重点的钻探与发掘。在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中,他白天组织现场科学发掘,防止地层混乱和重要迹象遗漏,以便完全掌握第一手资料;晚上整理当天发掘的实物资料和文字记录。
对重要文化遗址、作坊、墓葬、窖藏、遗物等重要发现,他组织发掘人员共同研究、分析其重要性,做到重点保护、详细记录,及时确定其深埋地下还是取出保存,确保实物和遗址现场保存完整无恙。
河南地处中原,黄河两岸历史文化悠久,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遍及全省,在当时的情况下,考古人员比较紧缺。为解决河南考古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国家文物局曾调华东地区文物干部组成工作组支援河南,但仍然应接不暇,根本没有整理资料、编写报告的时间。
但如果不及时整理资料,编写报告,势必造成资料长期积压,无法让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或简报及时向社会公开发表,及时提供文物工作信息动态。他在进行安阳殷墟豫北纱厂商代墓群考古发掘时,发现基本建设速度进展较快,而参与考古发掘人员相对较少,任务繁重,若不争分夺秒整理资料,必定造成资料积压,影响发掘报告及简报的及时发表。
鉴于这种情况,他建议利用晚饭后两个小时的时间,采取人人参与、明确分工、各负其责、领队终审的工作方法,边发掘边整理资料、编写报告,发掘结束后,报告也完成了,杜绝了资料积压的现象发生。
他将此总结为“边挖边整、多快好省、发掘结束、报告完成”十六字工作法,并将此撰写成文,公开发表在《考古》杂志上,受到全国文物考古界的极大关注和上级文化管理主管部门的表彰。
在由他领队进行的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大型考古发掘项目中,同样采用此种工作方法,边发掘边整理资料撰写报告。发掘结束后,由他和赵国璧同志共同执笔的发掘报告专辑文字稿也完成了,并在短时间内送交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郭沫若先生欣然提笔为该报告题写书名——《巩县铁生沟》。
《巩县铁生沟》资料丰富,内容详实,科学严谨,图文并茂,不仅介绍了出土的炼炉、作坊、采矿、加工遗址及各种生产工具,还详尽地揭示了汉代冶炼技术和铸造生产工艺,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分析探讨,确定铁生沟冶铁遗址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河三”冶铁工场(河南第三冶铁场)。
同时,该书根据发掘资料进一步分析确定了铁生沟遗址的历史原貌和历史地位,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在学术界和历史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价值。后来北京钢铁学院将该书列入教学必备参考资料。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实践中,他坚持学中做,做中学,日积月累,一步一步地走向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考古工作者,走向河南考古研究所业务副所长的岗位。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他进行发掘的重要古遗址或古墓葬项目有:郑州后庄王、南召二郎岗、郑州林山砦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郑州旭?勰王、郑州牛砦和临汝大张龙山文化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郑州董寨落达庙文化——西周文化遗址,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晚期大型古墓、郑州二里岗战国墓群、洛阳涧西墓葬群、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等。
兢兢业业考古界走出瓷器研究重量级专家
了解赵青云的人都知道,他在考古界最响亮的名声是对河南古陶瓷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他走遍了河南地区数百处古窑址,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实物标本,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在调查研究与重点发掘的基础上编写出《河南陶瓷史》于1993年正式出版,填补了河南历史文献的空白,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
他还先后在河南禹县(现禹州)钧台、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尘封已久的宋钧官窑和宋汝官窑的确切窑口,使中国陶瓷史的两大“悬案”得以破解。
1964年,禹县档案馆、手工业管理局等单位在禹县钧台发现了一处极其重要的古窑址,在窑址现场采集到用钧瓷泥制的“宣和元宝”钱模,并通过本地古董商王梦兰收集到一批典型的钧瓷标本。此后不久,赵青云目验了钧瓷标本,又对现场反复进行查核,翻阅记录档案,并与部分现场调查人员进行座谈,认定在钧台发现的窑址系北宋徽宗时期官办的钧窑场所。
他当即建议,一方面对窑址现场做好保护工作,同时尽快携带从现场采集来的钧瓷碎片标本到北京请全国著名专家鉴定。
1965年春,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总社杨宗安、中国历史博物馆沈从文、杨宗荣等先生对钧瓷标本鉴定后一致认为:带来的钧瓷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宋钧”完全相同。
1974年春,由他为领队的6人专业发掘组前往禹县钧台工程现场配合钻探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钻探表明钧台窑址,东临城墙界,西至十三帮,北沿颖河,南连马号街,东西长达1100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约达38.5万平方米。经过初步发掘,该窑址先后发现有窑基、作坊、灰坑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窑具、瓷土、瓷片、釉药、彩料、砖瓦等建筑材料,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上。
经过大面积考古钻探,他带领的发掘组初步查清了地下埋藏情况及窑区的分布,选择烧窑区和堆积较厚的地段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并清理了三座呈鼎立之势的窑炉。
三座窑炉清理出来之后,其中两座保存较好,受到陶瓷界极大关注,也引起各级政府重视。其中一号窑炉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北侧有双乳状火膛和窑门,后壁和火膛上方分别设有四个烟囱,按照烧制工艺由氧化焰转换还原焰可随时加以调节控制。
这种特殊型结构窑炉,目前在全国独一无二,这对于揭示钧瓷窑变机理的奥秘至关重要,为中外陶瓷界研究窑炉结构原理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实物标本。鉴于一号双乳状火膛窑炉的特殊构造和七号典型的北方馒头窑保存基本完好,目前均已盖房加以保护。
1987年春,他继1974年亲自主持发掘宋钧台窑之后,又一次亲自领军参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发掘工作,找到了宋代烧制汝官窑器的窑炉、作坊、澄滤池及灰坑等,证实了宝丰清凉寺汝窑为宋汝瓷官窑的窑口。
据了解,他们一次在窑址调查与试掘就发现在一个作坊拐角处一个小窖藏坑内窖藏汝官窑稀世珍品及其他品类瓷器共22件,其中精品有:汝窑天青釉刻花鹅颈瓶、汝窑粉青釉盏托、汝窑天青釉小口细颈瓶、汝窑盘口折肩瓶、洗、盘等。
相继于1989年他们在清凉寺附近的蛮子营又出土窖藏汝瓷47件。在作坊拐角一个小窖藏坑内出土的几件完整器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传世品基本相吻合,经河南文物局组织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共同鉴定确认该窑址为宋哲宗与宋徽宗间的二十年为皇宫烧制的官窑遗迹,与古陶瓷研究老前辈陈万里早年推断完全符合。
该事件通过新闻媒体向世人进行了宣布,揭开了千年历史悬案的面纱,破解了汝官窑窑口所在地之谜,引起国内外研究古陶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现在两处窑址均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也已批准建立钧窑和汝窑遗址专业博物馆,对社会公开展出。
他亲自带队发掘的重要古窑址有:鹤壁集窑、禹州钧台窑、宝丰清凉寺汝窑、临汝严和店窑、宜阳锦屏山窑、鲁山段店窑等。他根据出土遗物和地层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掌握了各窑口的烧造历史、窑炉结构、产品特征、生产工艺、装饰技法及各类窑口相互间的技术影响关系等,为研究陶瓷烧造工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标本,为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研究河南古陶瓷的发展史提供了科学、系统、丰富的重要资料。
刻苦钻研孜孜追求写下古陶瓷研究华章
赵青云孜孜不倦地学习,辛勤工作,勇于思考,勤奋写作。他发表论文达50余篇,撰写专著、参于编写或由他执笔合作著书十余部。其中主要著作有:《巩县铁生沟》、《中国名胜词典》(河南卷)、《河南陶瓷史》、《汝窑的新发现》、《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河南古窑址资料汇编》、《钧瓷》、《钧窑瓷的鉴定与鉴赏》、《钧台窑》、《宋代汝瓷》、《汝窑集珍》、《固始侯古堆》、《禹县钧台窑》、《中国钧瓷》以及《河南宋三彩与宋加彩》等。
其中《河南陶瓷史》、《汝窑的新发现》、《钧瓷的兴起、昌盛与复苏》、《唐三彩的创烧、发展与外销》、《河南影青瓷的创烧与发展》和《河南古玻璃的研究》、《汝瓷的仿制》等专著和论文,分别以填补河南历史空白和对全国古陶瓷研究具有新的突破,荣获河南省社会科学及省科协自然科学特、一、二、三等优秀论文专著奖和省科委的攻关项目奖。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收藏者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收藏鉴赏古瓷者日渐增多,他凭借多年陶瓷考古研究积累的经验,与藏友一起交流鉴赏古陶瓷知识、研讨心得。他每周都收到国内外收藏界朋友的来信,其中有许多素未相识的来信者,他都一一回信,解惑释疑;对登门求教的藏友,他热诚接待,细心鉴别,详细地介绍他个人的观点或者将鉴赏见解认真地写成书面意见,供藏家参考。
1992年,著名香港企业家杨永德夫妇捐赠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200件瓷枕,广州市博物馆麦英豪馆长请他对其时代、窑口进行鉴定确认。其中一件汝官窑荷叶枕,多数专家以文献无记载、从未见到过相同的传世品为由,予以否认。
但他确信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汝官窑荷叶枕,并断定为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所烧制。后经与汝官窑发掘品残片比照,始得到部分专家认可。国家文物局长张德勤、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在捐赠仪式及开馆开幕式的午宴敬酒时赞赏地说:“赵老师,感谢你为中国识别出一件国宝—天下第一件汝官窑瓷枕在广州惊现!”
为了及时交流新观点或新发现,他不断在收藏者喜爱的杂志《收藏》、《收藏界》《收藏家》、《中国收藏》和《收藏快报》上发表文章。他在撰写《20世纪汝窑考古的重大突破》和《又见唐青花》等文中,明确提出鉴定宋代汝官窑与民窑、唐青花与唐三彩的界定范围和鉴定标准。
他撰写的《陶瓷文化与古代文明》、《陶瓷文化博大精深》、《研究陶瓷文化鉴定陶瓷真伪》等文章,是他不断研究陶瓷工艺的发生与发展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工艺技术、装饰美术、胎釉配方、各种釉色及火候运用等特征的总结,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具有浓郁的时代风尚。
“科学发展水平和文化内涵,是反映古代文化信息的一个侧面,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过去仅是就陶瓷说陶瓷孤立地看问题,是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这是他多年来深入研究所得出的新观点。从以上连续发表的文章内容看,不难看出他对古陶瓷研究的新思路。
此外,他是最早建议成立中国古陶瓷学会的成员之一,并担任古陶瓷学会副秘书长一职。其间,他不断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无论是参加全国古陶瓷学会,还是国际古陶瓷学术会议及其地方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或是临时性的会议,他都十分重视,充分准备发言提纲、撰写论文,将新的研究成果拿到会议上发表,征求大家意见,虚心求教,求得共识。
他是一位热爱党、热爱文物考古事业的好同志。学习方面,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工作方面,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品德方面,作风正派,与人为善;生活方面,朴实无华,本色无改。做学问方面,虚心求教,不耻下问;研究方面,由浅入深,不断升华;论著方面,科学严谨,立论有据,观点新颖,通俗易懂;鉴定方面,胸有成竹,认真负责。他的撰文或著作既是他多年实践的总结,也是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