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晏昆明市委书记 媒体:三任市委书记接力落马 昆明输光了一切

昆明大规模造城开始于2003年,当时,主政官员提出了“建设新昆明”的口号,并围绕滇池布局了“一湖四片”的区位规划,力图把昆明打造成一座具有国际化规模的大城市。

这种雄心肇始于1999年,当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它让这座西南边陲的小城第一次走上世界的舞台。现在来看,这次博览会给昆明留下两个后遗症,一是,无限放大了昆明迅速国际化的城市欲望,政府亦为此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昆明的消费水平居高不下,主城区房价早在3年前就超过了了8000元/平米。

“实际上,作为省会城市,昆明也到了一个选择方向的十字路口,1999年的世博会是一个关键节点,”张斌称,“自此,省内的教育、医疗优势资源迅速向昆明集中,云南省也发展精力放到了昆明身上,建设新昆明的设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地学者和官员对此感到忧心。最大的问题是,以昆明的财政能力和产业基础,是否能够支撑这一快速城市化的雄心。

土地缺乏则是昆明面临的硬伤,全市土地总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88%,建设用地极为紧缺。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昆明机场建成后,一直因为天气多雾,导致飞机经常无法正常起降而备受批评,实际原因是,因为土地供应紧缺,昆明不得不在城东的山上削平山头作为机场建设的用地。

“新昆明”提出两年后的2005年,官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承认,“现代新昆明建设面临着资金筹措和土地供应难度较大等问题,社会矛盾已经进入凸显期”,新城建设极其缓慢。

改变始于2007年,已经落马的仇和履职昆明市委书记。这位从江浙一带内迁的官员在把沿海的效率模式带到昆明的同时,也让整个昆明城的新城建设进入“仇和模式”,基于个人意志的强行拆建成为官方的主政思路。

张斌与仇和有过三次直接接触,“这位熟读西方经济学的官员对缓慢的工程进度感到着急,他决定改变这一局面,”张斌回忆称,“仇和曾说,要筹集400亿元投入进去,在5年内完成对昆明旧城初步改造”。

为了解决土地不足的难题,昆明沿着两个维度强行、迅速扩建:对内,改造城中村,强行拆除老旧房屋;对外征收农民土地,建设新城。效果显而易见,张斌回忆称,“这几乎改变了昆明,十年以前,30层以上的高楼屈指可数,而如今,已经变得再平常不过了,甚至更高的楼房都在修建”。

一位参与过昆明项目开发的地产商经理对这种速度和强力程度感到惊讶,在他印象中,典型的“仇和模式”发生在2009年前后,当时昆明圆通寺的藏经阁区域被列为旧城拆迁项目之一,但因为涉及宗教问题遭到抵制,仇和闻听后放话,“一个月内拆不掉,就按烂尾楼处理”。

尽管此事因为部分老干部闹到省委不得不作罢,但“仇和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并被继任者张田欣和高劲松继承。在后二人主政期间,城外失地农民和城内遭强拆居民联合的上访、抗议,成为昆明街头常态。

同样为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近十年,昆明在土地财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范围“低价征收,高价出卖土地”的做法成为常态。昆明征地补偿和土地拍卖的价格也一直处于绝对悬殊的地步,以滇池附近的一个项目为例,该块土地征收时补给农民的价格为15万/亩,而政府的土地拍卖价格高达735万/亩。本地学者估算,仇和主政期间,昆明的土地财政收入一度超过了其他税收的总和。

这是十年造城给昆明市民社会造成的最大撕裂。尽管仍有许多人因为拆迁一夜暴富,但整个昆明的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政府与市民滑落到了愈加对立的泥潭。本地学者估算,昆明社会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4的警戒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