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为了公共利益 复旦大学陆铭教授:中国经济已到呼吁公共利益的时刻
新京报:土地是市场经济三大要素中最特殊的,不可流动,但土地的使用权却可流动和交易。你认为,即使是存在这些土地配置限制,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陆铭:是的,假如内地省份有建设用地指标,但造的工业园没企业进来,相反,东部某一个城市地价高,但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指标就可解决:内地省份减少一平方公里而东部城市增加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同时向前者付钱。全国建设用地总量没变,土地需求多的得到更多的供应,而没需求的,减少土地供应。
除了政府掌握的建设用地,还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数量减少,建设用地就会出现部分闲置。如果建设用地指标可交易,以宅基地为例,一个不打算回老家的农民工,就可用宅基地的使用面积,去相应增加他所居住城市的建设用地,同时宅基地复耕,全国总的农业用地也没减少。他在工作的地方,地价远超过他的宅基地在老家的价值,这一部分差价可以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来源。
人口流动
“城市病”与人口增长关系不大
新京报:谈到农民工进城,实际上进入到了统一市场的另一个方面,即“劳动力流动”问题。现在还存在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拥堵、不安全和污染等“城市病”,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等所谓的“低端工作者”)造成的,因此要限制他们流动进城,你怎样评价?
陆铭:首先,在世界人类发展历史上,没证据可证明“城市病”的产生是人口多带来的。伦敦、东京和纽约,城市病最严重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此后,人口成倍增长,城市病却缓解了。退一步讲,如果真要说人口多导致了拥堵和污染,那么,年收入百万和五万的两个人,相比较而言,谁更增加拥堵和污染?五万的人没有车,甚至不坐出租车,带不来污染和拥堵。像北京和上海,通过驱赶小餐馆和理发店控制人口,可他们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
退一步讲,就算人口多造成“城市病”,这也是一个供给需求的问题。公共服务短缺,特别是基础教育,就该多建学校。拥堵,是开车的需求和道路供给的问题,第一可多造路(包括地铁),多发展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第二可以实施更科学的城市规划。这是供给侧改革。污染如果是小汽车尾气造成的,就发展公共交通。
新京报:实际上一些城市甚至在限制和拆除外来子弟学校,所以并非供给不够的问题。
陆铭:对,我前面的问题有一个假设:“城市病”是由于存在供需矛盾,也就是供给不足。我甚至可以讲,在有些问题上,连供给都不是不足。不是抱怨上学难吗?最近一轮控制人口的情况下,上海甚至在清退外来人口子女的同时,出现学校招不满学生的情况。
北京和上海很多外来务工的子弟学校都是民办的。对于这些服务于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上海政府还投点钱,北京投入很少,广州完全不投钱。对于义务教育,假设供给小于需求,现在有供给,还在限制需求。把大量的钱给了中西部发展没优势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接着地方政府欠债,上了“欧洲化”的路。
如果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利。中国经济已到该呼吁公共利益的时候了,现在要让一些政策做出调整,来增加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才能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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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欧洲化”
对“欧洲化”的问题,陆铭解释说:欧洲虽讲经济一体化,但由于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问题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这样的情况下,又是一个统一货币区,结果希腊这样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发展不足,但又不能货币贬值,于是只能借债。
“中等收入陷阱”
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不能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因典型的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有时也称为“拉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