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学术外译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思考

一、近年来中国学术外译之所以“走不出去”的原因

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界联合出版界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及重要的现当代学术著作翻译成外文(主要是英文)出版了,但是这些著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并不大。目前涉及到中国图书外译的项目,有2004年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以及同年启动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尽管这些项目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整体说来管理职权不太明确,整体协调也不够。由于分属不同的部门,它们之间基本上没有横向的联系,因此无法进行统一的出版“走出去”规划。

此外,目前一般性地介绍中国的书籍及文学题材的文章较多,没办法体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因此,2010年由国家社科规划办推出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特点就显得格外突出,其选择图书的标准是:“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开拓性,在国内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专著。

”在选题方面,目前主要以我们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方向,我们认为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和研究著作就被翻译成外文,很多的选题对于译入国的读者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目前的模式基本上是由我们单方面判定各个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等)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翻译方面,很多都是由国内的学者依据个人的外语知识翻译成的外文(主要是英文)。尽管在译文中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但外语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大部分的译文质量堪忧。

即便像杨宪益(1915-2009)与夫人戴乃迭(GladysYang,1919-1999)合译的英译本《红楼梦》,[1]在英语世界中也难以同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等人的译本相提并论。

打个比方来说,中国人很少会主动去读英国汉学家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哪怕是再好的汉学家,他们的中文表达也很难超过朱生豪先生(1912-1944)的译本[2],尽管他只活了32岁。

大部分由中国学者自己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和学术著作,很难引起国外读者的兴趣。一般说来,翻译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书面翻译只能译入亦即翻译到自己的母语。在出版发行方面,目前的中国文化典籍和学术著作的外译基本上是由国内的出版社出版的(即便是与国外出版社合作,也都是二流或三流的出版社),它们很难进入西方主流的发行渠道,自然也上不了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因此很难对西方主流学术界产生影响。

二、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几点建议

基于以上对中华学术经典和学术著作翻译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国家社科项目规划与管理应当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基础,对国内目前政府行为的其他相关外译项目进行整体设计、统筹安排和科学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学术经典真正“走出去”,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为此,我们建议应当从建立数据库、选题、翻译和出版发行这4个方面,认真思考“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的文化战略发展服务。

(一)如何统筹,如何规划

注意协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其他部委的外译项目之间的关系,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进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学术出版方面进行统筹规划,从而使中华文明在世界多样文明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应当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的核心地位。

(二)翻译什么,怎样选题,谁来选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而国家社科规划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可谓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集大成者。我们认为,首先应当分期分批地将这部分优秀成果介绍到国外去。

这部分应当是主体,此外还可以选择30年来由其他国内出版社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其次才是由出版社和学者申报的著作,这部分仅仅是补遗的工作,而不应是外译项目的主体成分。选题的同时也要征求国外学者(包括国外的华裔学者)的意见。

以往过多强调我们的主体性,由自己来选。但是我们的读者(亦即顾客)在国外,如果照顾不到他们的阅读兴趣,很难真正让他们接受。因此,我们建议由中国学者与即将翻译成所在国文字的相关学者或汉学家,共同选择并确立选题,这样既确保了我方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兼顾到所在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

在翻译成外文的这些书中,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认为应当有两篇序言:一篇是中国学者写的,主要是阐述中国的立场、观点;另一篇是所在国的学者写的,主要从接受者的角度,对这篇著作进行解说。

(三)谁来翻译,如何翻译

目前的情况是,将一本要翻译的书交给一位懂外语(主要是英文)的译者,译者在一定期限内将译文交到出版社,出版社再找人予以改稿、合稿、校阅,最后出版。我们认为,理想的状况是中外译者共同合作,由中国学者译成外文,再由所在国的学者予以润色、修改;而由所在国的学者译成外文的,应当由中国学者予以审订。

此外,要熟悉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成外文的图书,外文的篇幅一般不要超过300页。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由国外相关领域的专家予以改写。翻译不应当看成是个人的活动,应定期举办中外译者的工作会议,及时通报翻译的进展情况,详细商讨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中华学术外译的工作。

(四)谁来出版,谁来发行

作为国家行为的“中华学术外译”出版物,应当由国家级的出版社联合国外有影响力的重要出版社共同出版,国外出版社由于在当地有着多年的发行经验和广泛的发行渠道,因此对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出版物进入主要发行渠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只有这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成就才能为外文所在国认可,顺利地摆上他们的书架,同时也为他们的学术界和一般民众所接受。综上所述,我们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可以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明显提高,逐渐扭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长期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局面,并为今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