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作品 国民党第一秘书陈布雷工作经历
1929年3月,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陈布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陈布雷连忙上书给胡汉民、蒋介石力辞,却遭蒋介石反对。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赴北平,居留20天,游遍名胜,起草讲话及谈话若干。
后张静江以疾病之躯两次相访,请陈布雷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陈布雷无力推辞,遂向《时事新报》辞职,于8月中旬赴杭州就职。 1927-1929年间,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文字甚多。
仅在1929年里,他便起草了《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与《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深得蒋介石赞赏。即便如此,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的陈布雷性格不适合政治场,无心政治的他依旧深爱新闻事业。
作为新闻工作者,陈布雷于1928-1929年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众多政论,基于目前资料搜集有限等情况,笔者搜集到了《训政之要义》《突兀哉杨宇霆之死》《阿富汗政变之联想》《评摧毁封建势力案》《统一民商组织》等共40篇政论。
文风大胆,针砭时弊,具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新闻者的眼光。作为总主笔,他勇于用激烈的言辞抨击时事,以文字为武器,大谈对国家、对政治等方面的见解。
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深厚的写作与宣传功底,使陈布雷在为蒋介石撰文时能准确把握蒋介石的主旨意图,并交出满意的文章。故而,蒋介石对陈布雷大为满意,甚为重视。 二、1930-1934年初承担教育重任 1930年,陈布雷仍在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4月1日,在杭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中,担任主席的蒋介石让陈布雷替其撰写大会宣言。陈布雷挥笔而就,运用了较多骈文,对仗严整,无浮词泛语,被誉为"发皇蹈厉之文"。
蒋介石认为陈布雷忠实可靠,不多说话,不搬弄是非,也不拉扯关系,故也敢于对其摊牌,他对张静江苛捐杂税、贻误军机的不满,让陈布雷劝张静江辞去浙省政务,专任建设委员会之事。
陈布雷十分为难,委婉道出蒋介石之意,惹得张静江勃然大怒。陈布雷遂劝张静江赴河南会见蒋介石,解释误会。陈布雷尽其所能地帮助蒋、张二人缓解矛盾,不仅可体现出蒋、张二人对其的信任,也彰显了陈布雷完全有能力胜任蒋介石秘书工作。
10月,张难先任浙省主席。浙省府改组,各厅人事也均有更动,唯陈布雷留任。11月28日,教育部长蒋梦麟、次长刘大白辞职。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提名陈布雷为教育部常务次长。
不喜派系之争的陈布雷恐难胜任,百般推辞,经蒋介石挽留,陈布雷结束厅务,于12月10日到教育部正式接任。此时,蒋介石已十分信任陈布雷。 1931年6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布雷实际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
会议任命陈布雷为政务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身兼党、政两职的陈布雷早已厌倦政治,无奈此时早已逃不出去政治圈。"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陈布雷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向蒋介石请示宣传方针,被蒋介石委托撰写宣传"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口号的《告全国同胞书》,另起草了一份"请粤方共赴国难"的通电。
为统一宣传方针,国民党中央又设立特种外交委员,其中,陈布雷被指定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承担了文字总管的工作。
这一时期,陈布雷在中宣部办公,常常工作12小时以上。 自"九·一八"事变后,平、津、沪学生团体来京请愿者,络绎不绝。蒋介石无计可施,后来索性派警察弹压。
因各方面压力,蒋介石于12月15日向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辞呈,将所有职务一并辞去。与蒋介石共进退的陈布雷表示:"蒋先生下野,余亦决心共退,遂我初愿。"想重返报界,重操旧业。
经蒋介石劝阻,陈布雷于1932年1月返浙兼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后来,重新上台的蒋介石多次邀请陈布雷任其秘书长。直至1934年4月,陈布雷结束厅务,提出辞呈和继任者。5月,赴南昌。从此,陈布雷正式跟随蒋介石,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秘书生涯。
1930-1934年初这一时期,在张静江和蒋介石的极力邀请下,陈布雷多在教育厅和教育部工作。他在浙省府纪念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央纪念周等重要会议上,以自己名义发表了诸如《筹设省立乡村师范提案》《四中全会之精神》《四中全会对党员训令之意义》等9篇演讲,多篇被载于《中央周报》;亦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筹设省立乡村师范提案》,均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刻见解,也彰显了其在教育界的地位。
作为蒋介石的兼职秘书,为蒋介石撰写了大会宣言、讲话若干,如《告全国同胞书》等,获得了蒋介石的深度信任。 三、结语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其秘书工作不仅在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民国时期是古代幕僚向现代秘书的转型期,陈布雷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秘书人物,其在秘书工作及公文写作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陈布雷是中国近现代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民国时期地位非常重要、特点十分鲜明的秘书人物,目前虽已整理出版了一批关于他的文献资料、传记、学术论文,但由于政治环境影响和第一手资料数量的限制,人们对他的认识尚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有许多学者站在历史学、政治学、新闻学等学术角度剖析陈布雷,但从秘书学和文书学的(下转第172页)(上接第174页)角度剖析的少之又少,尤其是从秘书史与文书史或公文史角度的专业研究更为薄弱。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共两党开始了积极沟通、对话与交流,学术环境进一步宽松,这将为近现代人物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民国时期秘书发展史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陈布雷研究也将逐渐受到重视,并取得更大的突破。
